二、生命的偶然性与寻求生命的拯救之路——古希腊后期与中世纪哲学的辩证思维及其生存论冲动(1 / 1)

最早的哲学家们的辩证法思想在后来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在这种展开中,辩证思维所具有的生存论冲动和意向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

在这里,问题的提法明确地变成这样:人的生命作为一个偶然的存在,是否有可能超越这种偶然性,以实现自我拯救?[20]人的偶然状态有没有救治的办法?人的生命究竟是彻底偶然的、无着落的,还是可以超越自身,去达到一种非偶然的、可以依靠的状态?

古希腊后期和中世纪的哲学家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人是有限的、暂时的、充满着缺陷的存在。人不但有时间上的起始,而且始终受时间进程的制约而难以超越时间对人的规定。这种有限的、暂时的状态充分表明了人的生命的悲剧性,他们感到这种状况对于人而言是难以忍受的。他们渴望寻求到一种超越悲剧性、摆脱偶然性的途径,以为人的生命寻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据和得救之道。[21]

以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为例,他认为,克服人的偶然性的唯一途径就是返回宇宙的本原“太一”。“太一”是唯一绝对的、非偶然的和与自身同一的东西,它向外流溢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灵魂,因此,“人的存在”的真正“本质”在他的经验存在之外。人的经验生命是偶然的,要克服这种偶然性,唯一的途径在于通过灵魂的辩证运动,克服同“太一”的异化,重新发现与“太一”之间的本质同一性,以实现向绝对的“太一”的复归。普罗提诺的名言是:“辩证法并不是由一些空空的理论和规则构成的,它涉及事实:‘实在物’可说是辩证法的素材,至少说它有步骤地向‘实在物’前进,而进一步就拥有概念也拥有现实。”[22]摆脱人的生命的偶然性,自觉地意识到生命的本质和使命,以实现向绝对的“太一”的回归,这就是辩证法所要涉及的“事实”。也就是说,辩证法是与人的生命从暂存的偶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以重归“乐园”的使命内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普罗提诺的辩证法与其“救世论”是密不可分的。

普罗提诺为他之后的中世纪的哲学家对辩证法的理解奠定了基调。哲学家的具体主张并不相同,但在思维模式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思维模式贯穿在整个基督教哲学之中,并给后来的哲学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就是相信神的运动遵循着“辩证的法则”。神的存在开始是一种“潜在的绝对”,它尚不具有充分的现实性,为了具有充分的现实性,它必须超越自己的边界,创造并发展出一种带有暂时性、偶然性等特色的非绝对现实。这种非绝对现实是绝对向自我实现的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在那里,神可以像照镜子一样观照自己,为的是重新吸收自己的外化了的存在。人的生命,即由神所发展出来的一个偶然性存在,人的生命是神的外化,这使得“人的存在”与其本质暂时处于分裂状态。但是,人不会永远停留在这种状态。人一旦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本质,人的灵魂就能达到无限,人的生命就将摆脱偶然性,摆脱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达到存在与本质的内在统一,即重新回到神的母体,使人性和神性同时得到实现。

具体而言,这种思维模式内含这样一些基本信念:

只有绝对与自身完全同一,人有分离性的障碍,并且由于人是暂时性的存在物,所以达不到自我同一;

人的本质在自身以外,或者说是一种未实现的、渴望实现的绝对,存在于人之内;

人同绝对相结合,就可以逃避存在的偶然性;

人受召唤而进行的这种逃避,表示复归自己的“存在物”,这也是绝对臻于完满的方法,如果离开有缺陷的创造物世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条件的存在是由绝对演化出来的过程,就绝对来说是损失自己以达成自我充实,而降格是促进“存在物”的最高样式的一个条件;

世界的历史是无条件的“存在物”的历史,无条件的“存在物”映现在有限心灵的明镜中,结果达成最后的完善;

在这个最后的阶段,有限与无限的区别消失,因为绝对把自己的成果再吸收,并入神性的“存在物”;

结果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消失了,灵魂取得了无限性,再也不是与它本来是的那些别的什么东西相对立的“东西”了。[23]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中世纪,哲学家对辩证法的理解主要与人的得救和神的活动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辩证法所表达的是“神”从潜在状态“下降”或外化扬弃并“上升”复归于自身的活动轨迹,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人实现了自我超越和拯救。

毫无疑问,上述关于辩证法的这种理解,对现实的生命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思想异化。在此,辩证运动的根基和载体不是现实的人的生命,而是高高在上的神灵,人的现实生命反而成了这一辩证运动得以实现的手段和工具。在此意义上,这种对辩证法的理解具有浓厚的与人的生命相敌对的性质。[24]

但是,正如费尔巴哈曾经指出过的,神的本质在根本上表征着的是人的本质,因此,神在实质上不过是以一种异在和颠倒的形式所表现出的人的生命。就此而言,可以说,古希腊后期以及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关于辩证法的理解实质上是以一种异在和颠倒的形式表达了辩证法的生存论意向和内涵。它从人的生命的偶然性及超越偶然性、寻求救赎之路的角度来阐发辩证法的意义并探讨其根基,这一思考方式(如果剥离其敌视人的倾向)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思考辩证法的真实根基和载体这一重大问题仍是具有重大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