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根基，从而为辩证法奠定坚实的根基，这是马克思在辩证法发展史中的重要贡献。不同于尼采与海德格尔，马克思并不追溯形而上学的理论渊源和思想谱系，通过“存在论历史的解构”来消解形而上学；也不同于维特根斯坦等人，试图通过语言分析和语言批判来消解形而上学；而是深入形而上学的背后，发掘和揭示其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试图通过对这种社会历史根源的消解和批判，实现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使得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开创了“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这一形而上学批判的独特样式。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现代社会深刻的反省者与批判者。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是与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内在关联在一起的。二者互为己用，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本逻辑。因此，要真正理解并克服形而上学，必须从形而上学与现代社会的深层关联入手。

首先，马克思把形而上学视为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症候”，认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存在和产生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中使人的生活陷入抽象化的现实力量和社会关系。因此，要克服和消解形而上学，首先必然克服和消解这种抽象化的现实力量与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0]人的现实的生存状况构成了观念活动的深层根据。形而上学作为一种使现实生活抽象化的思维范式，其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如果说它是一种“颠倒的思维方式”，那么其根源就在于现实世界是一个“被颠倒的世界”。对此，马克思这样论述道：“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81]这里所谓“个人受抽象统治”，即指个人受抽象的社会力量所控制。所谓“抽象的观念”，即指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形而上学。如果说“抽象的观念”是以理论形态所表现的形而上学，那么，“抽象的社会力量”就是“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要理解并消解以理论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就必须理解并消解社会生活中“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

这种“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既可以表现为“权力的逻辑”，也可以表现为“技术的逻辑”等。当现实生活中某种力量或关系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并因此导致人的生存和社会生活陷入抽象化的时候，这就表明形而上学的幽灵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开始运作。因此，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的批判，需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充实不同的内涵与主题。

作为现代性的反思者和批判者，马克思是以资本原则的批判为切入点展开对现代性逻辑的剖析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就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形而上学现实运作”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

这首先体现在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人们全部生活的终极的“绝对存在”。它如同“普照的光”，把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隐没其中。它主导着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轴心原则。它“至大之外”——没有什么还能逃脱资本力量的掌握而自存；它“至小无内”——没有什么能幸免于资本力量的侵蚀而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在此意义上，“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存在物的内在“本质”和“实体”。一切存在物都必须在资本面前证明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否则就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

其次，与此相关，“资本逻辑”的统治，还体现在它是吞噬一切的“同一性”和“总体化”的力量。一方面，它使资本的关系成为统治现实生活唯一的、绝对的关系，把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丰富内容，都还原和蒸馏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82]另一方面，它具有操控一切，使一切发生扭曲和颠倒的魔力，“他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83]。它如同传说中的巫师，把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了它们的对立物，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卑贱的变成尊贵的，懦夫变成勇士。

最后，“资本逻辑”的统治，还体现在它是一种试图永远维护其统治地位、使现存状态永恒化的“非历史性”的保守力量。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4]因此，资本的逻辑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逻辑。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必然把由资本逻辑所控制的社会状态宣告为完美的“千年王国”，这一“千年王国”代表着理性的实现，因而也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对此，马克思这样总结道：“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85]

不难发现，资本逻辑的统治原则及其后果，与我们前述形而上学思维范式所遵循的理论原则与特质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同构性。“绝对主义”“总体主义”与“非历史主义”，既是“资本逻辑”的统治所遵循的原则，也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形而上学所具有的那些特性和原则，根植于现实生活中“资本逻辑”的特性和原则。

这种同构关系意味着，形而上学不仅是现实生活的一种症候，而且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样式，与现实生活中的抽象的社会力量存在着一种相互勾连、相互支撑和相互强化的共谋关系。正是这种共谋关系，维持着“现存”社会状态的“永恒性”和“绝对性”。

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与宗教、法等一样，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第一，对“他者”的强制性和控制性，它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强制控制的“座架”，具有“同化”和“消平”一切特殊性和异质性因素的统治意向和本性；第二，对真实存在的掩蔽和扭曲性质，要把某种原则宣布为“绝对的原则”，并宣称它具有“永恒在场”的“真理”性质，因而对现实采取一种无批判的肯定态度并拒绝一切“非在场”的向度。对于这两个特征，马克思曾做出这样的概括：第一，它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第二，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86]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意味着一种“权力话语”，其深层意念是要把特殊利益宣称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并从此出发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这里的所谓“统治”，所包含的是这样一层含义：“当既定权力关系是‘系统地不对称’时，那就是说，当特定代理人或代理人团体被长期赋予其他代理人团体被排除的以及很大程度上得不到的权力（不论这种排除的基础何在）时，我们就谈到‘统治’。”[87]

形而上学所具有的这种控制和统治意志与“资本逻辑”所固有的统治和控制本性内在结合的现代性的深层逻辑就是，前者为“资本逻辑”的无限膨胀、扩张和增殖提供思想上的合法支持，后者为前者提供“社会存在”上的世俗基础。形而上学是资本逻辑的“理论纲领”，资本逻辑是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二者的“共生”与“合谋”，构成整个现代性的支柱，并由此支配着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

以上述理解为基础，必然会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消解形而上学，必须相应地通过两种途径达到：其一，改造形而上学阴影得以滋生的世俗的社会生活基础，即超越“总体性”“绝对性”和“非历史性”的“资本逻辑”的统治，从而从根本上抽掉形而上学赖以存在的现实生活土壤。马克思曾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8]通过对“颠倒的世界”的批判，消解“颠倒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是消解和超越形而上学最为根本的途径。其二，与第一方面内在相关，对形而上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揭示形而上学与其世俗基础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消解形而上学虚假的普遍性和“真理性”。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形而上学与其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被揭示出来。形而上学所迷恋的“思想、观念、概念”的“独立性”外观被解构，其背后所隐含的“特殊利益”和“特殊性视角”得以暴露，形而上学自我宣称的“普遍真理”的假面具得到了真正的揭露。

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逻辑在本性上是一种使人的生命存在陷入抽象化的逻辑。因此，对形而上学的“社会批判”，根本目的就是使人的生命存在摆脱被“抽象化”的命运，从而拯救人的生命的“具体性”与“丰富性”。

所谓人的生命的“具体性”与“丰富性”，包含如下三个层次的基本含义：首先，它意味着人的生命存在与社会生活内涵的异质性、多重性和全面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89]。就是“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而所谓“富有的人”，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90]。这种异质性、多样性和全面性不能被还原和归结为单一的、绝对的抽象原则。其次，它意味着人的生命存在与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和自我超越性。历史性和自我超越性所表明的是人的“自由性”，表明人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者，而是一种秉持生存本性的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因此，人的生命存在不能还原和归结为先验的形而上学本质。最后，它意味着人的生命存在总是存在于与“他者”的动态的生存性关系之中。这既体现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也体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就前者而言，自然构成了人生命表现的对象：“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唯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91]。就后者而言，“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92]。“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93]因此，人的生命存在不能被还原和归结为脱离与“他者”关系的、以一驭万的超绝实体。只有在具有上述属性时，我们才可以说这是“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

然而，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即“资本逻辑”的统治恰恰是以上述人的生命的具体性和丰富性的遮蔽和抹杀为理论后果的：

第一，形而上学是一种总体主义的思维范式，其重大旨趣在于消解差异性、多样性与矛盾性，以达成终极的统一性。贯彻这种思维方式，人的生命存在必然被还原为某种绝对的统一本质。以这种统一本质来控制和掌握生命存在中的其他内涵和方面，构成其内在的冲动和意志。按照这种思维逻辑，人的生命存在中那些与此“同一性本质”不相符合的因素和成分将或者被清除，或者被改造，或者被漠视和抹杀。在哲学史上，这种“同一性本质”或者被归结为“理性”，或者被归结为“神性”或“物性”。但其核心要求是共同的：从人的生命内涵中抽取出某种绝对的、单一的原则，以之来统率和支配其他生命内涵。很显然，在这种思维逻辑的统治下，人的生命内涵的异质性、多重性与丰富性被抽象掉了，人丧失了其“现实性”。

第二，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一种先验的超感性的本质世界。把“存在”归结为“本质”，从“先验本质”出发来解释“存在者总体”，这是形而上学基本的思维路向。在贯彻这种思维方式后，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与这种先验的本质合二为一，这种先验本质构成了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根源和根据。然而，当人的存在被归结为其“本质”时，人实际上是被当成“现成存在和摆在那里这种意义上加以领会的”。人的生命存在所特有的生存本性被掩蔽了，人的生命被“先验本质”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支配和控制，而失去了其历史性和自我超越本性。

第三，形而上学所追求的先验本质在根本上具有“实体性”。所谓“实体性”，其基本特点是“自因性”与“独立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实体’的存在特征描画出来就是：无所需求。完全不需要其他存在者而存在的东西就在本真的意义上满足了实体观念”[94]。这意味着，形而上学所追求的“实体”乃是超越和摆脱了一切关系的绝对存在者。所谓“绝对”，乃是“无对”，它不依赖于“他者”，而且能够把“他者”同化和吸收于自身之中，并能“自给自足”。因此，贯彻这种思维方式，必然把人的生命存在还原为某种脱离对象、脱离他人关系的孤独的幽灵。

与此相应，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同样是以人的现实生活的抽象化为后果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道：“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95]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再次表达同样的思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96]晚年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更进一步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97]“资本逻辑”就是一种消解人的具体性，使人的生命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从而陷入抽象化的逻辑。

首先，资本的“总体性”意味着人失去了生命的丰富性和全面性，而成了片面而贫乏的存在。人“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98]。资本如同吞噬一切的黑洞，把人无限丰富的需要同一化为对物的占有机能。其次，资本的“绝对性”意味着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从而使人丧失了与世界的创造性的关系，而成为消极被动的“现成存在物”。在资本获得独立性和个性的现实生产中，不仅特殊的部分劳动被分配在不同个人之间，“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99]。最后，资本的“非历史性”意味着人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向度被完全窒息。在资本的统治之下，工人“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100]。在此情形下，人们的活动不再是一种自我主宰的活动，人的生命完全失去了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能力。

可以清楚地看到，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后果是相同的：人的生命存在被“抽象”所统治，而失去了其具体丰富的性质。如前所述，在现代社会，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二者相互支撑和相互补充，结成一种“共谋”关系。正是在这两种抽象力量的“共谋”中，“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无可逃避的命运。

分析至此，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社会批判的深层旨趣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通过双重批判——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即资本逻辑的批判和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批判，揭示其使人的生命陷入抽象化的专断本性，从而为摆脱“抽象对人的统治”，为寻求人的生命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开辟道路和创造空间。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根本宗旨是通过对“形而上学”说“不”，为哲学和人类社会的未来提出这样的明确任务：驱除一切使人的生命陷入抽象化的形而上学幽灵，彰显和守护那自由的、活生生的、不能被形而上学抽象原则所遮蔽和抹杀的人的生命的“具体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深刻地意识到，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拯救被传统形而上学所窒息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与如何理解和把握现实的人的生命的辩证本性这一问题有着内在的关联。正是在对现实的人的生命的辩证本性的自觉理解中，辩证法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幽灵，为自身确立了坚实的根基。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9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邹化政：《黑格尔哲学统观》，156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2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 [法]雅克·施兰格等：《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5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引文有改动，后同。

[1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引文有改动，后同。

[13]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引文有改动，后同。

[1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引文有改动，后同。

[15]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引文有改动，后同。

[16] 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8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1] 《列宁全集》第38卷，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2]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3] 国内学界在理解黑格尔时，有一个十分流行且得到高度重视的观点，即认为黑格尔哲学是逻辑学、认识论与本体论三者的统一。这诚然不错，但需强调的是，在这三者之中，本体论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它要解决的是哲学史上最根本的问题，即“存在”问题。离开本体论这一维度，对黑格尔的理解就有可能导致“无根”状态，甚至会不得要领。

[24] [德]黑格尔：《小逻辑》，1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5] [德]黑格尔：《小逻辑》，1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6] [德]黑格尔：《小逻辑》，1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7] [德]黑格尔：《小逻辑》，1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8] [德]黑格尔：《小逻辑》，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9] [德]黑格尔：《小逻辑》，1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0] [德]黑格尔：《小逻辑》，1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1] [德]黑格尔：《小逻辑》，1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2] [德]黑格尔：《小逻辑》，1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3]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5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4]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15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5]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15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6] [德]H-G.伽达默尔：《摧毁和解构》，载《哲学译丛》，1991（5）。

[37] [德]H-G.伽达默尔：《黑格尔与海德格尔》，载《哲学译丛》，1991（5）。

[38] [德]H-G.伽达默尔：《摧毁和解构》，载《哲学译丛》，1991（5）。

[39]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11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又译为伽达默尔。

[40]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19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41] [德]黑格尔：《小逻辑》，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2]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43]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1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44]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8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6]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序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47]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5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48]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56～15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49] 这一点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的最后几节曾作过详细的分析，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502～5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50] 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210～21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2] 国内哲学界在解读这一节时，在多数情况下似乎比较注重“黑格尔辩证法批判”这一侧面，而关于“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侧面却明显关注不够。“整个哲学”在英文译本中为“general philosophy”，如果中文译为“一般哲学”或“哲学一般”，其含义则会更为明朗。

[53]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16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54] [美]W.T.司退斯：《黑格尔哲学》，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9] 关于费尔巴哈，笔者认为国内哲学界对其在哲学史上的作用缺乏应有的评价。在我看来，费尔巴哈是最早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有意识地进行批判和颠覆的哲学家，虽然其理论存在众多缺陷和不足，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具有现代哲学意识的哲学家。

[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3～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357～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6页。引文有改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9] 人们常说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头足倒置”的颠倒，但对此的理解经常似是而非或不得要领。在我看来，只有从生存论本体论根基处出发，才能切实理解这种“颠倒”的含义，那就是：把“知识论”颠倒为“生存论”，把“理论哲学”颠倒为“生存实践哲学”，把“名词”的眼光颠倒为“动词”的眼光，这种“颠倒”实质上即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形而上学的颠倒”。

[8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引文有改动。

[8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5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7] [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6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8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10～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4]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1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