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概念辩证法虽然实现了本体论境界的一次升华和变革，但仍然受制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范式，因而它对本体论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一种逻辑的和思辨的解决。人的现实生存这一更为本源的本体论境域被逻辑概念的“水晶宫”虚化和掩蔽了，它本来是衍生的、“第二性”的存在，却变成了基础性、本体性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头足倒置”了。

在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专辟标题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在此，颇为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不仅指出这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而且还专门强调这同时也是对“整个哲学的批判”[52]。

马克思为什么要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对“整个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批判“整个哲学”或“哲学一般”有什么内在的关系？

我们在前面曾经分析过，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虽然表现出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独断性和僵化性的强烈意向和冲动，但是，它依然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执着于对绝对同一性的、永恒在场的超感性世界的追寻。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和原则在它那里依然如故，结果，本来意在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黑格尔，反而成了整个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最高代表，成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代言人而已。……他把那些从希腊人开始就一直是西方哲学隐含着的先决条件张扬出来”[53]。对此，瓦莱士的评价是颇为中肯的：“黑格尔打算提供的不是什么新奇的或特殊的学说，而是世代沿袭、时宽时窄，但基本上仍然相同的普遍哲学。这种哲学意识到了它的连续性，并以自己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学说相一致而自豪。”[54]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对“整个哲学”的批判联系起来，就包含了双重意味：首先它意味着黑格尔哲学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和最高代表这一特殊地位，因此对黑格尔哲学的剖析，可以作为剖析全部传统形而上学的一把钥匙。黑格尔辩证法并不仅仅是“某一种”普通的哲学体系，而是可以作为对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理论范式进行深入批判的“最佳个案”。其次它意味着，由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拥有共同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思想前提，因此要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批判，就必须以对整个传统形而上学一般理论原则的批判作为前提，对传统形而上学一般理论原则进行彻底批判，才是真正有效地批判并克服和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必要途径。

从这两重意味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包含着两重动机：第一重动机就是，要从根源处揭露和废黜传统形而上学和概念辩证法所共同顶礼膜拜的那一个形而上的、永恒在场的、绝对的、超感性的本体论基础，以克服概念辩证法“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因素，拯救概念辩证法的批判精神；第二重更重要的动机就是，要“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为辩证法寻求并确立一个坚实的本体论根基，并在这根基处以一种符合辩证法本性的方式来阐发辩证法的理论精神和思想内涵。如果说第一重动机着眼于“摧毁”和“解构”，那么第二重动机便是着眼于“显现”和“重建”。

所谓“摧毁”和“解构”，最根本的就是要消解“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所具有的“理性形而上学”本性，就是要摧毁“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根深蒂固的“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与“概念的天真”。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传统形而上学执着于对超感性的绝对同一性的、永恒在场的形而上学本体世界的追求，这使得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具有“准宗教”的或“神学”的性质。海德格尔曾用“本体—逻辑—神学”，德里达等人曾用“在场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来对此进行概括。早在这些哲学家之前，马克思就极为敏锐地洞察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并志在清除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的“概念神话”，因而成为哲学史上最早对此展开反思和批判的重要思想家之一。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是通过评述费尔巴哈的工作开始表述这方面思想的。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55]说费尔巴哈“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这无疑是一个极高的评价，那么，费尔巴哈在何种意义上“真正克服了旧哲学”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56]而费尔巴哈之所以能取得如上重大功绩，关键就在于他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形成了如下认识：“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第二，他扬弃了无限的东西，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哲学，对宗教和神学的扬弃。）第三，他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重新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宗教和神学的恢复。”[57]

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杰出之处在于他捕捉到了包括黑格尔辩证法在内的一切“旧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中所具有的“宗教神学”本质，敏锐地指出了一切旧哲学，包括黑格尔哲学，都是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来说明世界存在的形而上学理论范式的，在实质上都是“否定神学……之后又肯定神学”[58]；更重要的是，费尔巴哈一方面指出了一切形而上学的“宗教神学”性质，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走出旧哲学、“谴责”和颠覆其“宗教神学”本质的出路，这就是费尔巴哈所论证的“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出发”的原则。并从这一原则出发，“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以现实的此岸世界为起点和归宿，解构那否定现实世界的形而上学的超感性世界。[59]

肯定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当然马克思同时指出了其由于不理解黑格尔辩证法潜藏的革命性意义所存在的重大理论缺陷），是为了亮出自己鲜明的哲学立场，即颠覆包括黑格尔概念辩证法在内的一切传统形而上学所具有的“宗教神学”本质，废黜“永恒在场的、绝对同一”的“超感性世界”。简言之，就是摆脱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一整套理论范式，使哲学回归人的现实生活和现实生命，使哲学不再成为外在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并统治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权威，使之成为内在于现实生活世界并推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力量。正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所供奉的“超感性的同一性世界”的颠覆，使马克思与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一道，成为现代哲学的重要创始人。前面再三强调，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绝对的、同一性的、超感性的理性世界的追寻和设计。解构这一超感性世界，彰显与人的现实生存相关的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分水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就是要终结和颠倒全部形而上学，揭示传统形而上学“超感性的同一性世界”的虚幻性，从而为辩证法和整个哲学重新奠基。这一点促成了马克思与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决裂，以及现代哲学变革的发生。

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黑格尔犯有双重错误：第一重错误在于，他把抽象的“哲学思维”确立为整个世界的本质和尺度，预先用抽象思维的尺度裁割了感性现实及其历史，导致抽象精神与人的现实生命和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颠倒，使“现实的历史”蒸馏成“抽象思维的历史”。“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60]抽象的思维本来应该奠基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和感性活动之上，属于“第二性”的存在。但在黑格尔这里，这种抽象思维却被用来衡量和规定具体的现实生活、感性活动和现实历史，从而被“升值”为“第一性”；与此内在相关，他的第二重错误在于，由于他把现实的历史理解为抽象思维的异化，因此，他在对“人的本质力量”，对感性现实重新加以占有和恢复时，同样只能采用一种抽象的方式。“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实现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61]

马克思认为这两个方面的错误“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62]。一方面，“意识——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冒充为它自身的他物，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另一方面，它“仍然重新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充为自己的真正的存在，恢复这个世界，假称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63]这使得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精神遭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理论范式的严重束缚而沦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牺牲品，“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64]

这两个方面，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点，即黑格尔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抽象的超感性的思维作为整个世界存在的“主体”，把抽象的超感性的思维作为其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这一点，使他的整个哲学具有“极端的抽象性”。

因此，要克服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首先必须对这种“极端的抽象性”进行深刻的揭露。这正是马克思在一系列著述中深入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整个体系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和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65]因此，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体系都奠基于抽象的、脱离感性现实的“哲学精神”的基础之上，所表现的不过是绝对精神在历史中的自我外化及复归的过程。其中，“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66]自然和人类社会由此也成为“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因而同样是抽象的“非现实性”。因此，黑格尔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以精神的“抽象性”作为其理论根基的。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更尖锐的方式论述道：“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引者注）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67]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专辟一节，讨论“思辨结构的秘密”。他认为，黑格尔实际上是把从具体事物（如苹果和梨）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观念（如水果），当成了脱离具体感性事物而自足独立存在的本质和实体，而后又试图通过抽象实体的“自身进展”，在观念中重建“具体性”，这是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然而，由于在他那里，真正的“本体”是一般性的概念。因此，“他事实上也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而已”[68]，他不过是“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即加在抽象的理智的公式上”。[69]因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实质上仍然是抽象的（尽管他想建构“具体”）。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的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种破坏性工作一旦把对象世界、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想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单纯规定性，一旦有可能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消融于‘纯粹思维的以太’之中，它就自以为征服了这个世界了。……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因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对象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整部《现象学》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70]

所有这些批判，都指向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体系都奠基于一个抽象的、超感性的精神活动性的基础上。这一点，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最终占据了上风，使其革命性和批判性遭受窒息。

立足于上述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从各个方面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进行了全面的解构。

（1）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异化”概念。“异化”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范畴，他借助“异化”概念来表述人与世界的关系，认为财富、国家权力、宗教等都是人的历史活动外化的产物。这里面的确隐含着批判的锋芒，然而，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被奠基于抽象的、超感性的精神活动性之上，所以他不是把财富、国家权力和宗教等看成人的现实的、生动的历史活动的产物，而是看成抽象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因此，“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71]“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品，因此，在这个限度内，它们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72]于是，人与异化世界的对立关系也就成了自我意识和对象之间在概念公式下纯形式的对立。[73]抽象的思维作为自足的尺度来裁割感性现实及其历史，现实的、与人的生命内在相关的异化力量反而被虚化为抽象的精神所异化。

（2）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异化之“克服”“否定”和“扬弃”概念。与以上相关，由于对异化采取一种“精神的态度”，所以，对异化的克服必然也表现为“基于思想而对对象的克服”，表现为“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表现为“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获取”，因而只是“用意识来克服异化的对象”罢了。至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异化及异化之克服，在此反而变成了一个不真实的幻影。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74]

（3）黑格尔辩证法中关于“人”的概念。由于辩证运动的主体是抽象的精神活动，因此，“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做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因此，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全部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75]“人”被等同于抽象的自我意识，人现实的一切活动被说成自我意识的外化及对象的自我返回，这样的“人”必然是一个抽象的幽灵般的存在，因为“人是自我的。人的眼睛，人的耳朵等等都是自我的；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在人身上都具有自我性这种特性。但是，正因为这样，说自我意识具有眼睛、耳朵、本质力量，就完全错了。毋宁说，自我意识是人的自然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并非人的自然是自我意识的质”。[76]

（4）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思维与存在统一”的观念。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是黑格尔辩证法最基本的原则，但它的所谓“思维”，是一个“纯思维”，是一个与“思维的人”相剥离的抽象的“无人身的理念的自我运动”。它之所以“存在”，不是人的思维之外的人的现实的对象化存在，而是“纯思维”的“外在化”。它“无非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因而也就是一个不真实的、非感性的、只是空想的或虚构的存在，一个抽象性的存在。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77]因此，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不过是“在思想之内……的对立”，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也不过是思维克服存在，使存在被“思维”所吞噬和占有的过程。只是这是一种在意识内，在纯思维内，亦即在抽象性里面进行的同化。因此，这种“统一”是一种失去真实基础的虚幻的统一。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从各个方面所展开的批判，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目标，即彻底摧毁黑格尔辩证法建立于其上的本体论基础，证明并宣告其抽象性和虚幻性，这一本体论基础的核心就是它“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78]。因而与一切形而上学一样，这是一个绝对超越的、永恒在场的超感性存在，同样表现着一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和“概念的天真”。

“摧毁”和“解构”是为了“显现”和“重建”，全面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全部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基础，是为了与整个传统形而上学决裂，从而为确立辩证法的真实根基清理地基。

那么，清洗掉传统形而上学残余之后的辩证法究竟应该是什么？辩证法的真实根基究竟是什么呢？

马克思的回答是：辩证法的真实根基既不是直观、朴素形态的辩证法所彰示的自在物质世界，也不是反思的、概念形态的辩证法所彰显的超感性的精神活动性，而是人的现实生命存在及其历史发展，或者说就是人类本源性的生存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这样所理解的辩证法的理论基础，用现代哲学的话语，可以称为辩证法的“生存论根基”。

确立辩证法的“生存论根基”，是马克思在批判了全部形而上学以后，在辩证法史上所实现的根本性变革。[79]回顾前面的探讨，我们首先考察了传统形而上学在解决“存在”时所形成的理论范式的基本特点，揭示了它所蕴含的重大理论困境。接着，我们考察了辩证法作为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理论困境的一种新型理论范式的演变历程，分析了辩证法为解决“存在”这一哲学根本问题，不断进行自我前提批判，并不断自我超越、实现自身形态转换的过程。其中，我们着重分析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反思的、概念的辩证法所包含的内在理论主张，即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内在冲突。最后，我们专门讨论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阐述了这一批判的实质和真实旨趣。通过这一系列的探讨，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基本趋势和理论任务：辩证法作为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在“存在”问题上有着重大差别的理论范式，要使其革命性、批判性要素得以充分实现，就必然彻底挣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束缚，废黜其抽象的、超感性的本体论根基。马克思洞察到了这一趋势，他要终结一切形而上学，把辩证法奠定在生存论基础之上。这就是马克思所做的重大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