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本身也是朝向多元化的、干涉的层面。它涉及两种分类,一是学科间的干涉性研究——包括理论的干涉与方法论的干涉;二是学科间的交互性——包括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
学科之间干涉性与交互性特征使得不同科学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不仅如此,当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干涉技术的使用使得许多科学研究成为干涉的科学。例如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就通过多元的、干涉的技术及设备进行“解码”与"阅读”的转译程序之后,成为当代科学实践中暗含的诠释学线索——一种现象学的诠释学。[171]
学科间的干涉性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够割裂开来,不同学科间的学科研究是这个整体的某一方面。此外,学科间交叉能够促进创新思想的形成,层出不穷的新学科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新兴力量,新学科的诞生大多是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结果,例如超导微观理论(BCS理论)、DNA重组技术的基因构成就是不同学科间相互交流所创立的。[172]交叉学科所获得的诺贝尔奖项也占有很大比重并有明显扩大的趋向。
2012年8月6日,美国“好奇”号火星探测器成功登陆火星标志着第7次实现火星着陆。探测器传回的信号可以看到火星地表及“好奇”号在地面上投下的影子。“好奇”号的内部实验室中装备的仪器包括火星样本分析仪(SAM),以及化学与矿物分析仪(CheMin)。“好奇”号成功登陆火星之后,使用其全套搭载设备针对火星土壤样本进行科研。使用机械臂抓取火星地表土壤样本并将其送入火星车内部的分析仪进行土壤样本分析,火星样本分析仪使用不同的方法开展分析工作,它会将样本送入内部一个高温室内加温,随后分析从样本中析出的气体成分。这台仪器所重点搜寻的物质之一便是有机化合物,也就是含碳化合物,它们一般被认为是组成生命必不可少的成分。“好奇”号信息传输需要依靠提前进入轨道的火星探测器所提供的中继支持,若要更好地了解“好奇”号的工作状态,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研究人员除了向“好奇”号发送各个设备的控制指令之外,还需要与火星轨道探测器之间进行一系列的信号交互过程。因为纷繁的信息用途与需要各不相同,所以必须采用不同的信息传输方式与传输设备,“好奇”号向地球表面的信息传递通过两种方式,一是X频段无线电波;二是通过超高频天线与火星轨道探测器进行信息交互,从而实现与地球的信息传递,而这些信息通信是建立在深空测控通信网(DSN)的技术相佐基础上的,它蕴含广泛的多元技术及设备的应用。再如“暗物质”的问题,它涉及物理学与天文学两个领域,“暗物质”无法切实地观测到,除了使用现代天文学使用的引力透镜、微波背景辐射研究等方法之外,科学家对“暗物质”的研究多是利用动力学方法,通过对发光物质的观测反推出暗物质产生的引力场,通过加速器及非加速器等物理学仪器来实现对其探测。
戈登·帕斯克(G.Pask)和斯塔福德·比尔(S.Beer)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探讨控制论试验中使用生物和化学系统达到不同建筑物质实体的效果。交叉性学科例如合成生物学、化学技术(设计、工程和生命系统技术)所取得的成就甚至可以帮助人类打造出包括气流、土壤和水环境等生物圈的基础架构。这种研究有望在星际航行计划中得到实现。美国航空航天局2010年提出并开展的星际航行(interplanetary and intersteller navigation)计划受到来自世界各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关注,探讨星际航行计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源自人类本身,而非技术上的限制。人类社会的诸多研究(比如废物利用、资源管理问题、交通堵塞等)能够在星际航行计划实施中提供基础性的支持,有助于人类在另外的恒星系统中与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共存与繁衍,构建新的生物圈。飞船的生态系统是开放性空间,通过核聚变为生态系统提供能量,舱内模拟地球重力场,并使用生态建筑理念,用可再生材料制作飞船,这样材料可以循环使用。由于不可逆性,人类在星际航行中需要面对整个资源、环境等可再生利用的问题,所以飞船上的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繁衍需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所有的一切都在以维持飞船上宇航员的生命为目的,由此生命维持系统、甚至是在飞船上延续人类后代的技术都显得至关重要。SETI(搜寻地外智慧)研究所的创始人、天文学家吉尔·塔特(J.Tarter)认为“百年星舰”计划目的是要制造出能够进行恒星际航行的宇宙飞船。[173]
20世纪90年代中开始至今,控制论的发展也注重学科间的交互性作用,并且将工程科学与生物学联系起来作为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他们从自组织系统的角度诠释生命体,认为社会是人脑创造性信息选择下构成的高级自组织系统,逐渐关注理念和社会的互动作用,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看法,其中有维纳提出的科学的控制和生物体与机器之间的交流观点、皮亚杰的人类认知的过程的构造(The endeavor to model the processes of cognitive adaptation in human mind.)、贝特森认为与控制论齐头并进的信息论中信息既非物质,又非能量,是一种形态和模式(form and pattern)、艾什比关乎机器与行为的掌控、帕斯克认为是控制防御的艺术与马图拉纳认为的科学与理解的艺术等观点。
包含生物科学在内的当代其他复杂性学科的出现,更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物理实在是由一系列的层次所构成的;在每一个层次上实在都具有独特的性质,这种性质为其后出现的更高层次的结构和实体提供解释。因为每一个新出现的层次中的实在,自身都不足以提供完全解释,而要依赖于科学研究的方式和研究工具。这种认识跟日常经验或古典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朴素的、直观的世界图景具有很大的不同。世界绝不是它展示给我们的样子,科学研究所要做的也不仅仅是对世界的真实特征进行揭示和表达。自然的状态和过程是复杂的、有条件的存在,其性质不仅要依赖于人类的感觉器官和认识工具,也要依赖于未曾认识到的更深层原因和结构,这正是语境实在论所揭示的世界观的核心特征”[174]。而语境正是由“主体所构造的,为达到人类交流的现实目的而自然存在的一种认知方式或认知结构。”“语境”的概念“突出强调了主体意向性在语境中的不可或缺地位。语境实在成为自然而然的观念,并且‘语境化’的实质意义体现在,我们是按主体的再现规约而不是按照自然本身的再现规约来对知识进行成功的再现”[175]。学科间的交融与复杂性学科的深入研究体现着诠释学关于理解现象的三位一体的过程。理解过程的三个要素包括:(1)解释主体——作为主动的、能思的精神——这种主体的兴趣来源于日常生活。(2)饱含意义的形式——被客观化了的精神。(3)连接二者之间的纽带——富有意义形式的中介。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进行认识的主体的任务就是在于通过富有意义形式的中介重新考究精神的客观化物中所蕴含的概念和这些客观化物所带来的启示。科学研究过程中也同样保证研究主体的主观因素不能与理解的自发性相分离,又要保证要达到的意义他在性的客观性。[176]
21世纪的科学注重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在科学研究中实现科学团体之间的竞争合作与道德建设为题,普及科学的涵盖范围,从无穷小的物质粒子,直至无穷大的宇宙结构,研究对象从客观物质世界延伸至生命科学,用复杂系统描述了当代科学家以人类为主体的研究。科学本身就像一个可控的、平衡的系统,系统的特性确保科学研究朝向正确的方向并加深人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促进科学的进步,并为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角度。
[1] 参见:[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54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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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6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1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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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58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8]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6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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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1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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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51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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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Bruce Krajewski,Gadamer’s Repercussions:Reconsidering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27.
[29]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1770—1843)首先提出“上帝隐退”一说,之后受到海德格尔的热捧。
[30] 诠释学,英文为hermeneutics,又译解释学、释义学,原系诠释古代经典的一种学问。源自古希腊语动词hermeneuein,意为解释某种神谕。诠释学诞生于对荷马和其他古希腊诗人诗歌的解释;在宗教改革时期,诠释学成为一门重要学问。当代的诠释学主要指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问题的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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