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哲学家唐·伊德运用现象学的变更概念，分析图形的多元化视觉，他对图形变形所看到的不同视觉图像做出文字说明，[167]由此观察者很好地观察到了二维图像在三维空间中的倒转现象，这种经验成为观察者之后的前见。见图7.2，这是一个内克尔立方体，我们在观察它的时候，不自觉地对这个图形所表现出来的放置位置做出判断。我们首先会把它想象为日常观察角度的形状，之后经过仔细观察，立方体也可以以翻转的形状显现出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对平放着的立方体更加熟悉。由于三维空间中的先验知识的存在，使得我们对内克尔立方体的放置方式做出二义甚至是多义的三维文字描述，这是一种视觉翻转效果。当人们认识到这是一种视觉翻转效果之后，这种认知马上得到提升并与当代的技术建立起联系。

比如现代医学核磁共振研究中已经使用内克尔立方体的知觉翻转观点。运用触觉错觉可以更好地揭示感官认知的内部机制，并且，触觉感觉的研究开发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触感技术屏幕在电话、液晶显示屏幕的应用就非常普遍。

图7.2 内克尔立方体三位图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前见的适存。前见在诠释学的理解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为了确保论题的科学性，要从事情本身出发来处理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他基于本体论的目的对诠释学循环进行分析从而推进理解前结构的发展。伽达默尔则通过对启蒙运动对前见贬斥的批判，指出前见是理解的条件，一切理解必然包含某种前见。由此可见，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所体会到的经验现象的组成因素，都与现象的其他表象相关联，每一部分具有的特性总是与整体和其他部分相关。

基于这样的认识，希兰提出了多元化的视觉空间，从新颖的几何学角度来理解前见。希兰指出，人们对空间中的图形的描述经常与在经验中体现的图形不同。他认为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空间知觉结构是有限的双曲空间，并据此论证了视觉空间的双曲模型。人类感知是二元甚至是多元化的。人类可以从两种不同的维度去观察，一种是科学的/欧式空间的角度，一种是日常的/非欧空间的。“科学的”观测角度是关于科学几何学测量基础上的，它更注重测量过程的客观表述，关注几何学的数字符号与概念，是欧式几何学的潜在论证。日常的观测角度，一般是受文化影响的，是无意识状态下直觉观察的结果，它的描述注重意义的表达，更注重生活世界中的观察对象如何达到艺术感染的方式。两种观测方式都具有不同的前见，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我们可以用诠释学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先前判断。两种维度下的观测结果是文化与实践荷载的。

比如，我们用传统的欧式平面几何视角来观看图7.3，按照以往我们获得的知识，两条直线在不远处将汇于一点，直线之间的平行线平行而不等长；而在日常生活的可视空间来讲，就像站在笔直铁轨的中央眺望远处，我们清楚地知道，两条铁轨是平行不交错的，而枕木的位置关系是平行的且等长。这种现象说明，欧式空间与非欧空间的观察研究角度有各自的成形背景，并且前见作为不能摒除的因素被带入到观察中，得到的经验知识会影响后来的判断。希兰指出，非科学的前见（人类生命文化的因素）和科学的前见（测量设备的具体条件）通常在经验中互相干涉，“回到事情本身”的观点就是双重性的，就像量子物理中的不确定性原则与互补性原理一样。[168]从存在论角度上看，是指人类经验者与环境或世界的关联，而发生内在关系的双方都在这种相关性中得到了转化。[169]

图7.3 平行透视图

绝对中立的观察与实验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几乎不存在。如图7.4左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凸起的点和五个凹陷的点，而图7.4右图则相反。其实右图只是将左图倒置而得到的图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人们往往通过阴影部分的位置做出的判断。这是由于数百万年来，人们只有一个来自上方的光源——太阳，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阴影部分应该在下方。光源在上即知觉的先验知识，它的形成是由大脑经历数年的进化固化下来的。那么，“光源来自上方”便成为我们不可避免的知觉之先验条件，是一种知觉的“前见”，而影响主观判断。这种前见是人类观察的基础且无法剔除，但我们通常却不会意识到。[170]

图7.4 视觉错觉图

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理论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指对隶属于多元实践的计算与技术的操控，另一方面指对构成本体论科学知识的人类文化。希兰的这样一种科学诠释学思想揭示出了现代科学研究发生的重大变化，伽利略时代起所构建的“物理世界”已经满足不了当代科学发展空间的需要，科学研究必须考虑到复杂性技术、权力旨趣等因素的影响。诠释学把科学视为通过研究寻求意义的人类文化形式。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科学研究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跨学科的科学研究深受学科间不同原则难以融合的困扰。科学诠释学恰好可以从后现代生活世界角度阐明学科间原则的特质，从而弥合这种分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兰指出，成功的科学实践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哲学，科学不断地抛出形而上学的问题，把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局限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必须同时考虑到理论解释与文化科学实践的关系，才会得出正确的理解。科学事实作为事实的属性是寓于它作为诠释的属性之中的，正由于科学事实是一种基于特定概念框架或理论背景的诠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不仅具有客观意义，而且能被看作科学的经验基础的事实。“事实性”揭示了科学事实的价值和地位，“诠释学的”研究背景则蕴含着科学事实的可能性条件。

从诠释学—现象学的视角上来理解科学，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基西尔（Theodore J.Kisel）指出排斥科学诠释学的论点中的缺陷，科学的“诠释”包含海德格尔的实践诠释学的作用。科克尔曼斯（J.Kockelmans）则认为科学研究依赖于一种先在的意义结构中，这些意义结构并非完全依靠研究者自身的观察。科学的前见总是在无意识地指引与影响着人们的研究和实践。应该说，这种全新的方法对于更全面的认识科学研究的本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