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诠释学是单一的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它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例如文学诠释学、神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与艺术诠释学等，这个时期的诠释学研究对象比较特定，诠释的技艺也一度被归结到逻辑学的范围，成为逻辑学的组成部分，直到19世纪中叶诠释学才作为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人文科学的独立的方法论，后经过本体论转向、作为理论与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之后，这时的诠释学不仅囊括一般的理论知识，还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结合，因此，诠释学的研究对象逐渐进入科学诠释学的研究视域。

作为涉及科学分析的科学诠释学概念的提出，意味着诠释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同样适用。按照这种划分，科学诠释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两种：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诠释学研究对象体现为自然科学研究——科学理论（命题）研究与科学实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表现为历史动因条件下富有意义的人类行为——人类活动。

1.科学研究与人类活动

科学是寻找意义与价值基础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人类活动，科学研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即人们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实验、试制等一系列有目的的科学行为，可以理解为人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

其一，科学研究——科学理论（命题）研究与科学实验

科学理论（命题）可以概括为对科学现象与事实的科学解释，由概念、原理（命题）以及对其进行论证所构成的知识体系，是科学研究的软工具。这种以理论为主导的科学哲学观点揭示了自然科学中理论的形成与理解方式，分析了科学理论理解的基础，它们具有以下特征：（1）科学研究有一定的理论预设，从而对科学活动中概念表达、理论意义、构成及理论的应用与论证形成一定的影响；（2）科学研究以理论获得为中心，观察陈述与实验操作从属于某种理论背景之下，是获得理论的手段；（3）科学研究中没有纯粹的脱离理论的行为，任何有意义的科学活动都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4）科学研究主体是具体的，不能将科学研究主体看成是抽象的、绝对独立于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79]

再来回顾20世纪科学哲学研究的着眼点。按照经验主义以往的划界标准，富有意义的科学理论（命题）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检验得到确证或反证。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就是建立在归纳法的基础之上，但正如休谟认为的那样：归纳得不到必然性知识，因果规律无非是一种习惯性的联想，休谟问题成为逻辑实验主义证实原则最大的威胁，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转而开始关注科学进步的模式。20世纪60年代之后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至科学的发展模式结构，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模式通过建立理论硬核与保护带的方式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增长，以此修正波普尔提出的证伪主义。劳丹进而提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科学的进步在于理论的增长，人们通过增强理论的协调力而逐步靠近真理。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科学方法论促进了科学哲学非理性主义的发展，他提出的科学理论不可公约性表现出科学理论优劣判断的标准的失误——由于任何理论都无法完全符合所研究的事实，所以不存在判定真理优劣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的科学哲学思想将研究重心放到科学理论上来。

20世纪中期形成的以理论为主导地位的科学哲学观点是对主体性的恢复，强调科学研究主体主观因素在实际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观察渗透理论”及观察陈述与理论不可分的主张都是当时科学哲学的写照。到了20世纪末期，由于受现象学、后经验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观点的影响，加之以科学理论为主导的科学哲学只强调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科学实验本身的诠释学分析。以哈金、沃罗、阿克曼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实验哲学家的实验认识论观点认为科学活动可以替代传统观察与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科学活动囊括科学发现、推测、演算和操作。

而理论是通过仪器为中介来描述人与自然的融合，是对实验现象的一种表述，这种实验科学现象学表现出自然科学强诠释学的观点，它着重强调不同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实验对现象的表述，特别是对实验室的诸多因素与实验室设备的关注更偏向于实在论的思考。由于关涉到设备的使用，主、客体之间的相互牵制作用导致了传统的主客体划分界限的改变。人们通过仪器（或设备）观察某些现象，一旦这些仪器（或设备）成为主体的一部分失去了作为其自身的客观性属性，便形成主体知觉器官的延展，这种具身化过程中形成的具身就是指人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中存在两种诠释学循环。实验数据的获得与设备使用之间的循环检验，成为实验内部的诠释学循环，外部的循环过程是这样发生的：实验过程需要理论的设计与指导，但更多的实验被执行是由于对现有理论的怀疑。对原有理论的冲击按照诠释学的分析则表现在：理论并不能完全决定实验结果，而是为了获得新的理论。[80]由于对原有文本（科学理论）的质疑，又会产生验证原有理论或产生新理论的实验过程。

除了科学理论（命题）之外，当代前沿学科的实验室文化也成为科学诠释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之一。这表现在赫尔曼·亥姆霍茨（H.Helmholtz）与马库斯（G.Markus）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尖锐对立的消解之上。亥姆霍茨认为在科学发现的萌芽阶段，科学与艺术极为相似，都表现一种突然萌发出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不能通过合理性的反思而获得。他把社会科学所使用的归纳法与心理状态联系起来，认为这种心理状态与“艺术的直觉”相似，逻辑归纳法是“准美学”的。而马库斯则从科学文化的诠释学角度论证自然科学家在撰写实验报告时的去语境化，认为科学知识的产生与积累不仅表现在文本客观化的形式上，还离不开实验室活动的参与。自然科学观察方式的意义就在于特殊的行为环境与行为导向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尽管马库斯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认识论上的排斥，人们还是可以领略其科学文化诠释学思想中实践观点的耀点。[81]

除了持有科学诠释学思想的学者之外，社会建构主义者也强调主观因素对科学研究特别是实验结果所造成的影响。但与其观点所不同的是，科学诠释学认为，与实验室产出的科学文本相比，实验具体操作的优先性更应该备受关注。实验产出（科学文本）的客观性是一种“制造出的客观性”，因为实验执行需要庞大的预备系统，这种情况类似于录音室中表演者为获得更好的出场效果进行调音、灯光、与合奏者及音响师相互交流的行为。科学的实验如上述的演出一般，为求得与理论一致的实验结果，科学家必须尽可能地考虑到所有实验能够顺利进行的一切因素。那么，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实验设备的操作，数据的读出、记录，科学家之间相互交流及实验结果的产出等一系列活动全部依赖实验的执行过程。这些执行活动是已被塑造了的，是在实验未执行之前就具有的属性。

其二，人类活动

什么是人类活动？理解与解释的统一如何在人类活动中得到阐释？按照马克斯·韦伯（M.Weber）的定义，“活动（action）”是指行动者达到主体意旨的行为（behavior）。只有行动者赋予主观意义的行为才可以称之为活动。社会科学之所以将人类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也是由于人类活动是由富有意义的行为所构成的。当行为者在融入自然的、社会的环境中时根据自己的意旨赋予行为意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有意或无意识对符号的使用，尽管这并不需要。[82]长久以来，对人类行为意义的追求一直被看作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伽达默尔沿着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诠释学思路，认为存在论诠释学把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作为人生存的本质，从人生存的整体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人类把追求存在的意义作为生存的本质，不仅体现在人类面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活动中，还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的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社会活动或实践活动中，这才可以表现出诠释学理解、解释与应用的统一关系。若要理解行为的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该行为的动机，人类活动的意义只有在行为本身的意向性确定之后才能获得理解，而意向性受行动者的信仰、欲望等因素的影响，关于意向性的研究可以从丹尼尔·丹尼特（D.Dennett）的意向系统理论的阐述中获得明知。英美分析哲学家也通过心灵哲学等研究揭示思想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意向性的研究来说明人类可以把一切心理状态和属性归为意向活动的结果，而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记住对意向性属性的在先认识与前把握。[83]特别是近些年美国神经学家达马西奥（A.R.Damasio）通过对记忆、语言、情绪和决策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单纯地将精神或情感的因素与客观认知相分离的观点在神经学的发展下显得不堪一击。情感与认知系统尽管在原则上是独立的，在神经生理学上有明显的区分，但是二者的确时刻地相互影响。

2.科学诠释学的文本

其一，基础文本

文本与文本意义的追索一直是诠释学任务的核心。在面对广阔的科学研究对象时，科学文本界域面向整个生活世界得到了广泛的含义，它的概念范围就不仅仅局限于早期诠释学中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话语了。科学文本成为科学活动的核心，它的重要性体现在“（1）科学思想、科学观念和科学知识的载体，因而它常常被等同于科学理论本身；（2）科学文本内在地蕴含着科学的语境及背景，反映和表征了科学语言体系和学科的不同，因而它是科学分类和科学划界的直接对象；（3）科学文本是科学理解与解释的客观方面，是科学解释客观化的重要因素……总的来说科学文本可以归结为生活世界中一切对象，包括“科学理论、科学概念、科学的数学形式、科学的实验现象以及被称作‘科学事实’的东西，乃至科学活动（如观察）中人的行为，都可看作是理解与科学解释的文本”[84]。而科学诠释学的文本概念脱离了古代诠释学文本范围的局限，不仅包括语言、文字性的叙述与留传物，而且拓展到行为本身、物质化文本、后现代的影像视觉文本等。

其二，广延文本

除上述的科学基础文本之外，在科学研究中还存在一种广延的——即扩展了的科学诠释学文本。这种文本的确立使文本概念脱离了诠释学最初的文本概念而得到了扩展化，形成了独特的实验室文本与物质化的科学诠释学文本。

（1）实验室文本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实验室文本的产生。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当人们对实验结果或是科学文字性文本产生怀疑的时候，并非从这样的科学文本直接面对自然本身，而是将注意力投放在科学文本生成的实验室中。正是由于拉图尔对科学文本是基于知识建构的阐述过程里，我们将兴趣由文字性文本转向了产生或提供科学文本的实验室——实验室是聚集仪器的地方。通常来说，仪器（或称为记录设备inscription device）可以被定义为在科学文本里提供任何可见显示的装置或装配（set-up）。按照拉图尔的思路，只有作为最终读数而用来作为技术性论文的最后层次的装置才是仪器，类似温度计等提供中间数据读出的设备则不被称之为仪器，因为它们并不构成科学研究成果文章中的可见显示。[85]既然我们要从仪器中获得产生科学文本的数据，实验室就成了“科学的创作间”[86]。所有的可见显示都是在实验室中所形成的，正是由于实验室生产出对可见显示的描述，在实验室中这种眼见为实的彻悟完成了格式塔转换。这种描述与传统文本所不同，它的描述仅能通过受专业性训练后才可以阅读。[87]因此，实验室文本是通过仪器在标准化的环境中得到的，仪器由于去语境化的同时被重新语境化，它所产出的科学文本的结构与意义要受到新语境下理论和法则的制约，所以说，科学的文本是科学文化和人实践的产物，是在被控制的科学环境中承载到科学仪器上的自然。对这种文本的阅读，语言性的符号标记对于读者来说从对象转变为读者本身的一部分，这里面包含一种实践，即读者必须把理论性知识与具体实验操作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中的文本是人工制造物，它借用仪器来得以表现自己，就像在对待文本理解没有唯一的、最终的意义一样，科学研究中同样不存在唯一的、最终的知觉与科学世界。[88]

除此之外，人们对科学文本的客观性分析是在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文本形成的工作之后，即实验室的行为与文本本身并不是直接的关联。科学文本的产生一部分来自先验文本，另一部分来自实验室里的执行过程。所以，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文本的客观性是制造出来的。这种科学文本制造出的客观性可以促使人们对实验室过程的充分了解，并且让人们观察到随时间推移科学现象的不同表象。这样，人们大可不必直接面对自然本身而从实验室中对科学现象达到共时与历时客观性的把握。

（2）物质化文本

文本概念经历了某种程度的扩张——它从最古老的经文、法律、语文学等记录并保存流传下来的符号或文字文本拓展到了物质性的文本。特殊的科学研究对象涉及无文字文本，特别是某些学科中存在着使用物质性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当面对自然领域时，科学家们所需要寻求理解的自然世界也是一种文本。例如不同文化背景下视觉主义的他显、成像技术展示的结果与转译等所造就的正是一种视觉诠释学文本。这种诠释学是对知觉的解释，它所关注的文本与传统诠释学文字文本不一样，是非言述或文字形式的。例如上世纪末兴起的观念摄影中的错觉摄影，就是为寻求视觉语言的可能性而采用格式塔、错觉心理学等原理进行的创作。唐·伊德（Don Idhe）在论述沉默的研究对象时采用了物质性的诠释学这一说法，这种物质化的文本状态通过分析可以转化为人类的科学实践。除此之外，科学诠释学还应注意到行为作为文本的特殊性。利科对文本的阐释延伸到了富有意义的人类行为——人类行为是一个有意义的实体，与文学文本一样，表现出某种意义以及具有某种指谓。行为本身作为文本指谓的对象“与文本一样表现出某种意义以及具有某种指谓，它也拥有内在结构以及某种可能的世界，即人类存在的某种潜在方式，这种潜在方式能通过解释过程得以阐明”[89]。也就是说，行为与文本一样是具有意义的实体，这个实体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构造的。

科学文本作为整体的概念具有其客观性与历史性，它们体现在文本结构上的统一与客观存在上。文本的历史性特征也表明了文本在漫长的历史繁衍中由于受到文化、政治、科技、经济及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特别是文化结构的改变，对诠释学系统文本认识上的变化也会对诠释学文本的理解形成推进或后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