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0)中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由语言引导的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折”。语言在此是讨论的主题。不仅诠释学的对象、过程和人类世界经验被认为是语言性的,而且通过揭示语言与语词的特质,诠释学的普遍性得到证明,之前讨论的经验结构、问答结构、视域融合等内容在对语言的分析中被具体化。《真理与方法》发表以后,伽达默尔认为语言问题是哲学的中心问题,并开始关注分析哲学宣称的“语言学转向”[1]。他十分重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一些观点与之有相近之处。[2]在与杜特(C.Dutt)的一次谈话中,当被问到,“您的论题,‘在理解中所发生的视域融合是语言的伟大成就’适用于‘生活共同体的一切形式’,是什么样的语言能有这样的作用?”伽达默尔问答:“我只能这样回答,我是完全同意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观点‘没有私人语言’。”[3]因此,我们把伽达默尔对使理解成为可能的一般语言的关注称为“语言学转向”。他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完成了诠释学的普遍化。这种分析可能被认为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本节试图分析得出这种倾向并不存在。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这种语言学转向对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罗蒂对伽达默尔的哲学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直接参与到麦克道尔哲学思想的发展中。本小节要对这些哲学事实做初步评述。
一、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1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