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戴维森自然语言真理论为基底的“语用对话”真理观的构建，鲜明地显示出后维特根斯坦哲学强调“语用”为主的语言哲学语用化演变的必然趋向，同时，经典实用主义向新实用主义的转换也预示着哲学主题在真理观的建构中寻找到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相融合的成熟的结合点。

1.经典实用主义：语用对话的滥觞

20世纪上半叶，与分析哲学运动遥相呼应的哲学流派是其在美国的变种经典实用主义。经典实用主义在本质论题上，与分析哲学一脉相承，力图抛弃形而上学本体论，舍弃近代哲学种种解决认识真理的形而上学方法，力主将真的信念与人的行为关联起来，并由此把关注的焦点投置于真理的效果上。尽管他们并未真正地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思索走向生活实践形式的真理，但他们却直觉地把真理问题定位于语用的层面上。所以，新实用主义者之所以仍自豪地沿用“实用主义”来作为其哲学的标签，有着其内在的历史根源。

首先，经典实用主义抛弃传统真理符合论，为尔后新实用主义的发展奠定了解构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基础。经典实用主义尽管仍把真理看作观念的属性，但他们所强调的却是“效果”，即在走向生活的经验形式中信念会导致什么样的利益。所以传统的符合真理论对他们来讲是空洞的因而毫无意义。另外，真信仰是有用的非表征性的心理状态，还是对对象的精确而逻辑的表征，这在实践经验中并不存在本质的对立。因而，他们放弃符合论而强调真理的效用，其目的恰在于通过消解传统的心理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来归化真理实践的影响，这正如后来戴维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真理谓词的观察不应视为‘严格二元论的’。”[21]

其次，经典实用主义把真理归结为一种效用，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入语用的因素，而语用则渗透了人的价值取向。正如詹姆斯所言，“真是在信仰和善的方式中证明自身为佳的名称。”[22]一旦在真理与人的价值取向之间搭取了由此及彼的桥梁，那么，真理的语用性就会强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塔尔斯基真理论中所缺失的语用因素，在经典实用主义理论中获得了弥补，因为“语义”所诉诸的主要是指涉，而“语用”则主要诉诸的是语境和行为。总之，当符号或符号系统的意义与使用者相关时，真理便具有了走向语用层面的合理通道。

最后，经典实用主义把真理当作一种被解释的效果而不是被假设的教条，启迪了新实用主义的真理态度。由于经典实用主义者看到了传统真理“神话”的不可及性，从而使真理变换成一种被解释的东西。因为既然我们生活于人类文本的世界中，我们的言说是否与他人具有一致性，就自然地成为实践的焦点，从而更多关注的就必定是语言效果。这样，当我们宣读一段陈述为真时，就是把真理当成了一种被解释的东西，即“说一个命题为真就是指明对它的解释为真”。[23]由此，按照新实用主义的说法，被解释的真理便不再是传统所追求的“模式”，而转换成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对话。

2.语用真理论：走向公共实践的真理建构

经典实用主义所做的这一切对于新实用主义的目标来说，还远远不够。新实用主义不能把真理仅仅归结为一种语言效果而了事，他们必须面对由于反对传统符合论而来的种种责难，尤其是要在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激烈争论中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样，摧毁基础主义哲学的大厦，营造一种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平等对话的氛围，便成了他们消解传统的第一要务。为此，他们批判了传统的“大写”哲学，主张在哲学对话中所有主体之间的自由和平等，从而在走向生活形式的语用对话层面上去构造新的真理观。从总体上讲，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放弃追求传统“真理”，促进解释对话的多样性。在新实用主义者看来，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语调转换”，实现“对话的转折”，从而涤**各种“形而上学的舒适”。换句话说，人类是通过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讲说不同的语言，来追求不同实用目的而产生了对话的多样性，而这种对话的趋向性并不在于某种绝对的教条，而是多种具体实用趋向一致和融合。所以，当各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达成多样一致时，它本身便成为真理的目的。因为除去参与和构建这种对话，哲学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这样一来，特定的语言便成为建构性的机缘产物，而真理则不过是“为了获得纯粹的交换意见，在欢乐的讨论中所得到的偶然附产品”，即是在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在公开的、探索性的讨论中所获之物。[24]

其次，由“确定性”的真理概念转向“非确定性”的真理概念。走向语用层面的真理对话，使得传统固有的“大写”真理为一种世俗的、随机的、可变易的“小写”真理所替代。这种传统的“确定性”真理向“非确定性”真理转变的可能性就体现在：（i）对话的多元性造成了将真值条件指派给语句的各种不同方式，这种不同方式一致地遵守所有形式的和经验的约束条件，换句话说，在这许多不同的真理理论对于一种特定语言是同样充分地等值的条件下，却可以给具体的语句指派真假完全相反的值；这便使得（ii）要保证不同真理理论的等值仅当讲话者言说句子的态度对于那些句子的真值是直接的证据。这样一来，讲话者坚持句子为真就取决于两个因素：他们通过句子所言说的和他们所信仰的东西；由此（iii）一旦讲话者坚持句子成真的事实能够是认为该句子成真的理论论据，因而真理理论的任何选择均可通过一种信仰的适当归属来衡量的话，真理的非确定性便成为显然的了。事实上，真理的“非确定性”特征是一种普遍的后现代态度，在后现代语言哲学的视野中，不仅真理，而且包括逻辑结构和指称，均可是非确定的。

最后，强调真理是被构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一旦发现有些东西在确定的语言框架中不可表达，就会借助于隐喻的方式在该语言中发明或创造出一种方式来表达它。这样，语言的普遍性就可与“理智的普遍性”保持一致，使得我们在消解绝对客观真理观念的同时，通过“命令”来构建相对内在真理的观念，就具有了合理性。这种在主体对话的层面上所构建的真理，是信念之间以及信念同经验之间的某种理想的融贯，它内在地包括了理性的可接受性、简单性、自洽性、贴切性等价值标准，而不必要求直接当下的经验证实。正如普特南所言，真理应被理解为“某种（理想化的）理性可接受性某种我们的信仰之间及与表现于信仰系统中的经验之间的理想的一致性”[25]。

由此，不难看出，语用真理论的本质要义在于，“效用性”成为一切建构的出发点和生长点。在把对语用的理解推向语义学的外部，关注于其起作用的方式和实践意义的过程，语言本质上成为一组声音和符号，成为人们用以协调自己活动的方式。其“效用性”就明显地体现于它是从认识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来考察我们的知识，突出强调生活实践中经验的地位，把这种经验不是当作任何物理实在或认识的阿基米德点，而是看作在进行实践活动的各种相互作用的东西总和。这样，由强调“效用性”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与认识主体的直接当下的背景信念、价值取向、时空情景相关的真理对话论。毋庸置疑，在这样一种没有“形而上学”强制的对话中，主体之间平等的内在对话是自由的、有创造性的和易于统一的。这标志着两千多年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真理符合论的解构，更喻示着维特根斯坦之后，在语言哲学内部后现代趋向的又一次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向语用对话的真理论大大促进了新实用主义者构建未来新哲学的进程，他们所主张的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在对话中的统一，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创造了一个新的聚合点。同时，这种真理论突破了塔尔斯基主张的语义层面，而在语用层面上构建了新的世界，使得真理问题在语言哲学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