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讲，在真理问题上，作为主流而又颇具影响的观点是“真理符合论”。亚里士多德所表述的“把不是说成是，或者把是说成不是，即为假；把是说成是，把不是说成不是，即为真”的思想，清晰地阐明了这一观念所坚持的主张。尽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如日中天和“拒斥形而上学”的普遍深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力图构造统一的、包容万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动力，但真理符合论仍是大多数哲学家所坚持的信念。无论罗素、摩尔还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戴维森，他们均把真理当作对实在的某种符合或表述；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种语言和实在、命题和现实具有同构性的世界中，“世界包含着事实，即我们可以选择出所思考的东西。而且……也存在着信仰，它具有对事实的指称，并通过指称而或真或假”[13]。但必须注意的是，他们并不等同于传统的符合论者。因为尽管他们仍然诉诸符合的一致性，但他们却理智地改变了论证的策略，消除了在“语言之外”寻求对应的难题，而把“语言的界限当作世界的限界”，从而试图在“语言之内”消解“符合”问题。值得庆幸的是，语义分析方法在20世纪的普遍深化，为沿着这一方向前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手段。

1.塔尔斯基真理论的语义学概念

在致力于澄清并使传统真理符合论精确化的道路上，塔尔斯基所做的工作为真理概念寻求语义学基础无疑是其中最富创造性和最具影响力的。他试图通过现代逻辑工具，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为特定语言建立一个本质上适当、形式上正确的关于“真语句”的定义。他的真理论就体现在对真理概念的这种分析中。塔尔斯基之所以把对真理的讨论限制于语言尤其是人工语言之内，这并不仅是出于利用现代逻辑技术的考虑，更在于他看到了动摇传统真理符合论根基的两个因素：①这一理论自身基本概念的模糊。在传统认识论意义上，“命题”“信仰”“事实”“符合”等概念含混不清，容易产生歧义，急需用语义分析方法予以厘清；②界定不严的“符合”极易产生悖论，从而给了主张取消“真理”概念的真理冗余论以可乘之机。既然“真”和“假”只是描述或论断命题的属性，而在使用中那些概念又易于产生悖论，那么它们的存在性就是可争辩的了。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塔尔斯基的真理论中，他预设了两个初始限定：（i）避开认识论的圈套，尤其是存在于语句和事实或事态之间的“符合”；（ii）剔除所有未加定义的语义性和意向性的概念，诸如意义、信仰等。在做了如此限定之后，塔尔斯基进一步阐述了语言的层次理论，把人工语言明确区分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以避免语义悖论。由此，他得出被称为“约定（T）”[Convention（T）]的等值式，即“X是真的，当且仅当T”。严格地讲，这一形式并不是真理的定义，它只是单独句子的成真条件，可以看作是真理的部分定义。但是，正如塔尔斯基所言，“在某种意义上，普遍的定义应是所有这些部分定义的逻辑合取”[14]。当然，塔尔斯基也看到部分定义的总和可能是无限的，因为语词“真的”所具有的逻辑特性在于它表示某些表达式的一种性质或指示这些表达式的一个类。为此，他选择了递归定义，运用是否某些表达式满足了表示它们所涉及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真理，从而实现了在形式语言中构造本质上充分、形式上正确的真理定义的愿望。

应该看到，塔尔斯基把真理概念看作一个语义学概念并就其所做的工作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他启示了尔后的哲学家们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从不同的视角上进行了新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塔尔斯基所力主的真理概念始终是与某一特定语言相关联，为真或为假只是作为特定整体语言的一部分的语句，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语句性质的思想，使得20世纪哲学对真理问题的论述在“语言学转向”的浪潮中，加速了“朝向语言而生长”的走向，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研究路线。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倘若真理仅涉及“陈述”，而不是“语句类型”，那么，正像达米特所指出的那样，塔尔斯基的真理概念仅限于精确的形式语言，而与真理不具有相关性，因为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应用于日常语言不会达到通过先在分析而获得的“真理”所具有的意义。事实上，塔尔斯基理论本身就是基于对自然语言无法精确地定义“真语句”的“强烈不满”，因此，它本质上已排除了对任何形式的自然语言真理论的思考。

2.自然语言真理论

塔尔斯基通过给予成真谓词的外延来定义“真语句”，但却未能指出其所具的“意义”。然而，“意义”的缺失并未因此宣告塔尔斯基真理论的完全破产。如果我们把他的形式系统解释为一种语言的经验理论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就可以避开认为塔尔斯基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与真理的概念相关的观点，保护已发展了的真理理论不受损害，使得我们在探索被解释语言的真理理论时，不必再寻求其他途径；另一方面，具有经验内容的“T语句”意味着，存在有塔尔斯基真理论所未能提供的，关于自然语言的真理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维森提出著名的“戴维森纲领”，力促建立一种完全依据语句的真值条件给出语句意义的意义理论。我们看到，戴维森这一通过意义理论探求自然语言真理论的策略，是由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决定的。

首先，语用学的语言实在观的确立，提供了全新的世界图景。传统语义学认为，语词的意义先于语词的指称，从而意义先在于任何关于对象和命题的真假判断。这就是说，对于一个所予语句，我们必须先通晓它的意义，才能进而判定它的真假值。语用学的语言实在观则把实在和语言构想为同一的，因此并不简单地断言实体的存在，而是把它理解为实际的事件或关系，也即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来展现实在的结构。正如戴维森所言，“研究语言的最一般的方面也就是研究实在的最一般方面”，“如果把语句的真值条件置于一种详尽完整的理论的语境之中，那么展现出来的语言结构就会反映实在的大部分特征”[15]。这就要求语言与实在之间必须先存在确定的真值关系，从而真理研究蕴含了意义研究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事实上，从一开始，戴维森就把对意义问题的讨论置于真理理论的框架中。

其次，塔尔斯基真理论的语义学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有意义的思维视角。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仅适应于人工语言，但戴维森却另有所见。在他看来，语言哲学最终关注的是理解自然语言，目标在于为自然语言建构一种真理理论。因而，我们能够借用塔尔斯基的真理语义学概念去建构自然语言的真理论。这就在于：（i）塔尔斯基真理概念的实质是为了解决意义问题。所以他的真理论的策略是在解决意义问题时，把内涵表达式逻辑地转换成外延表达式，从而在外延的域面中给出真理的定义；（ii）在本质上，给出真值条件也就是给出语句意义的一种方式。因此，了解了一种语言关于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便是了解了该语言任一语句为真的方式，从而也就理解了这种语言；（iii）“这样一来，意义理论便自然地转换成为一种经验理论，它的宗旨便是对自然语言的活动方式作出解释。”[16]可见，正因为戴维森认为对意义理论所提出的条件，在本质上就是塔尔斯基那种检验关于真理的形式语义定义是否适当的约定T，所以完全可以利用它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一点蒯因也颇为赞同，所以他清晰地指出，“塔尔斯基的真理论是意义理论的一种恰当建构”。[17]

最后，传统真理符合论的困境促进了新的真理观的建立。为了走出传统真理符合论的困境，戴维森提出了一种融贯论的真理观。在他看来，真理本质上与信仰和意义密不可分，意义将真理和信仰内在地聚合在一起。考虑到一个人不可能在他的信仰之外达到对实在的把握，而且只有信仰能成为其他信仰的原因，所以，戴维森认为并非某一信仰符合于其他外在事物时才具有真假，而且还依赖于它与其他信仰之间的融贯。在知识的探求中，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去获得僵化的信仰与实在的符合，而是最大限度地融贯所有“信仰集”间的一致。当然，我们并不要求规定无限强的融贯性以保证“信仰集”中所有句子成真，它只坚持一个融贯的信念集合总体中的大多数信念是真的。因此，并不需要一个外部的标准，在互相竞争的融贯的系统中做出选择，更不必担心这一真理体系会成为某种编造得很自洽的“童话”。因为我们完全放弃了任何追求与外在世界“符合”的企图，而仅诉诸在把语言当成一种整体的知识系统中，在遵循普遍原则的网状“信仰集”内部，来对语句或陈述真假做出判定。由此，“除非参照我们已经接受的信念，否则，任何东西都不能充当辩明的理由；除了融贯性以外，无法在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语言之外找到某种检验方法。”[18]

我们看到，戴维森对真理理论所做的努力，无疑是对塔尔斯基工作的继续。只是，当他把人工语言看作是它们从中汲取生命力的自然语言的推广或组成部分，或更复杂的语言系统来处理的中介手段的时候，他使得真理理论在新的思维形式下具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首先，其实质意义在于，戴维森真理融贯论所蕴含的整体论思想，是语用思维中的一种普遍态度。尽管后来受罗蒂的影响对坚持融贯论有所动摇，但却始终未放弃整体论的态度，而恰恰是这种态度，为“语境化”真理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再者，戴维森把真理论看作“一种经验的理论”，为真理问题走向生活实践开辟了道路。[19]我们知道，信念的产生伴随着各种不同的生物学上的和物理上的事实，如果我们把真理论看作一种对感觉的因果性的“依赖”，而不是对证据或辩明的“依赖”的经验理论的话，赋有意向和心理意义的信仰就不必还原为某种更基本的东西，或乞求于不可触及的形式语言。它仅在成真的意义上，依赖于言说的外部环境，即依赖于人们充分的生活实践中所予以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因为，语言哲学后现代转变的目标不仅在于消除纯粹形式语言的建构，更重要的是促进人们更宽泛地使用自然语言，并在自然语言的使用中显现真理存在的方式。正如戴维森所见，“塔尔斯基为我们所做的是在细节上展示如何去描述真理所应采取的模式。而我们现在所需要去做的是，去认明这样一种模式或结构是如何显现于人们的行为之中。”[20]

需要强调的是，在真理问题“朝向语言而生长”的路途中，塔尔斯基无疑是促成真理与语言紧密结合的开拓者。但他只是在语言之内求解真理问题，把真理局限于语形、尤其是语义的层面，他采用对人工语言进行语义分析以明晰真理的途径，最终导致了僵化而又不可通达的真理图景。而戴维森的机敏在于，他有效地借鉴了塔尔斯基的工作并进而将之运用于构建自然语言真理论。在戴维森的建构中，我们还可以敏锐地看到，他所选择的通向自然语言的真理论之路，包含了真理问题走向语用对话和“语境化”建构趋势的基本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