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这些论题的争论，促使它在发展方向上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56]

1.从施行的约定性到推理的自然性

奥斯汀主张，施事行为，以及精确地实施它们的施行言说，是约定的。在格赖斯根据意向对讲话者的意义进行分析的影响下，施事行为的意向成分开始凸显出来。同时，施事行为的约定性，除了明显的礼节施行外，都被与施事语力的显示手段的语言约定性相关联。

但并不是所有的言语行为都依照它们的施事语力而依赖于语言的约定，并且一旦这个事实被注意到，那么就产生了去修改理论以解释它的需要。尽管塞尔并没有改变他对言语行为的核心解释，但还是用间接言语行为来对它进行了补充。依照这种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当施事指示词所提出的语力是不适当的或不相关的时，此言说的真正语力，就被听者在施事行为的适当性条件和对语境的共有知识的基础上，利用约定蕴含的观念来进行推断。

这种推理模式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为在推理的领域中并不存在清楚的边界，并且越来越多的听者把对言语行为的理解指派给了它。这样一来，言语行为的施事语力是听者从讲话者的言说中得来的各种推理中的一个。

在言语行为推理模式的影响下，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讲话者按照特定的约定或规则而施行的行为，而是关注于听者的认知活动，以重建讲话者的意向（包括言语行为的施事点），以及讲话者自己的语言行为的认知活动为目标，从而认知推理活动就被自然地视为属于人类。

2.从相互的行为到讲话者的意向性

施事行为的社会特征在奥斯汀的施事行为的描述中是显著的，并且在塞尔的理论中也仍然保持着某种重要性。但是，塞尔在他的施事行为分类里，并没有使用社会的变量，诸如讲话者的权利的程度或种类。这种选择源自于一种把社会的特征视为相对于言语行为的核心结构而言是边缘的倾向。

同时，在施行言语行为中，讲话者的意向成了言语行为的核心特征。因此，言语行为的施事效果与向讲话者的特定的复杂意向的听者的交流是一致的。这使得施事行为的效果观念逐渐消失，所不得不研究的就不再是效果的种类，而是讲话者可以具有和交流的意向的种类。因为意向仅仅是行为的成分之一，尽管是一个重要的成分。事实上，这已经涉及一种从行为（和社会的互动）到心理的转换。由此，塞尔转到了心灵哲学上，提出了意向性的分析。

从总体上讲，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关注已经超越了自身的框架，而成为定向于社会语言的话语分析的工具之一，特别是在关于自然语言的人工智能研究，言语行为的研究越来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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