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比勒，德国语用思维发展到了现代的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和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形式。但他们的语用思想源于不同的旨趣。哈贝马斯是批判理论运动的继承者，他从语言和交流在个体行为协调中起重要作用这一假设出发，形成“普遍语用学”。“先验语用学”的建立者阿佩尔的思想并不是起源于批判理论，而是受海德格尔的影响，特别是后来阿佩尔在其哲学建构中重新引入了由于第三帝国而中断了的分析哲学，接受了维特根斯坦和皮尔士的观点。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具有大致相同的语用范式，承继了德国自康德以来的语用传统。

1.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出于为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定位理性的界域，为主体交流寻求一种理想的语言环境，以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这一理性重建的目的，哈贝马斯成功地借鉴了英美哲学的方法论手段，发生了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分析的语用学转向。哈贝马斯首先的开始点是在工具理性和交流理性之间做出区别。在他看来，前者是社会语境中的策略行为，通过技术目的理性形成，后者则是某人就某事试图与他人达成理解，从而在一种合作的方式中通过有效性主张的接受来完成。交流理性由言语行为的双重结构所支撑，即原则上可以由通过施行动词表达的以言行事部分和命题内容组成。在此，起决定性作用的以言行事部分在讲话者和听者之间构成了主体间际的关系，命题部分则用于交流事态。因此每一个交流都同时在两个层次上发生：主体进行交流的主体间际层次和主体试图去达成理解的对象或事态层次。

通过理解性、真理性、适当性和真诚性四种有效性主张，哈贝马斯建立了这种讲话者和听者的主体间际关系。[11]尽管这四个有效性主张都展现在每一个命题不同的言语行为中，但哈贝马斯认为，它们各自对有效性主张的要求并不同。比如，在命题断定中，强调的是真理的有效性主张，而在命令中适当性主张占主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阐述了两种基本的言语模型，即语言的认知使用（通过断定）和与语言的这些使用相关的交流模型，后者最初是由奥斯汀提出作为施行的使用以反对语言的叙述使用。在比勒的启发下，哈贝马斯把这种二元区别转化为三元关系：在每一个言语行为中，我们不得不处理命题内容与外在世界中事态间的关系。在比勒那里是言语的表征功能，在哈贝马斯那里成为真理的有效性主张，比勒的言语的感情功能相应于适当性的有效性主张，处理讲话者和听者间的社会交流关系，比勒的言语的表达功能相应的是真诚性主张，考虑的是言语行为和讲话者内在世界间的关系。

有效性主张在哈贝马斯的以普通语用学为模式的理性重建中起着一种核心作用，因为它们既是依赖于语境的，它们总是通过有血有肉的个体们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情景中由于交流的需要而被产生，但它们又是先验于语境的，这种内在的先验语境力量，是建构交流的日常过程的理性潜势，以作为一种强理想化的普遍预设和行为规则，对个体之行为目的的实现起规范作用，并涵盖所有形式的交流行为。可见，普遍语用学与通常的经验语用学研究不同，它是“使得理解的实践过程成为可能的普遍前理论的和暗含的知识之重建的一种准先验的分析”[12]。

这样，哈贝马斯的“普通语用学”以一种全新的风格和方式使传统意识哲学的主观性的感性构想转变为对语言的、符号的互动过程的理想化、可操作性的分析，使得交流行为运行在规范有序的理想环境中，交流理性奠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生活世界和系统获得了协调发展。

2.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

阿佩尔对“语用学转向”和用语用思维来解决哲学问题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指出，“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3]。他的先验语用学正是对这一见解的身体力行。本质上讲，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建立在三个不同领域的张力中：分析哲学中的语用趋向（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传统符号学理论（皮尔士，莫里斯）和先验哲学（康德）。

通过使用由（真实）对象、符号和解释者（符号使用者）构成的三元符号关系，阿佩尔区别了三种第一哲学纲领，即符号关系的三个域：[14]

其一，希腊和中世纪哲学中的传统形而上学纲领。这种哲学既没有把符号三元关系，又没有把主体——客体的二元关系，视为使有效知识可能的方法论相关条件，而是从符号和符号解释的心灵中抽象出本体论，并仅仅在对象—对象关系的层次上处理哲学问题，而没有允许对象知识通过符号或认知主体来调节的可能性。心灵和符号是处于对象中的对象，而没有视为能被哲学反思所把握的对象知识条件。

其二，从笛卡尔一直到胡塞尔的传统意识哲学纲领。它通过意识、对象知识的中介进入哲学的中心舞台。但对于这种纲领来说，符号并不是相关的，因为它们仅仅用于心灵中思想的标志，故把完全的三元关系还原为了双重主体—客体关系。在此，只是唯我意识而非符号是哲学反思的主题。

其三，先验符号学纲领。这正是阿佩尔先验语用学所主张的。在他看来，语言的先验性是知识可能的先决条件，为了成功地建立起解释和认识世界的语言系统，必须赋予主体以先验的功能。所以，它通过传统先验哲学的符号学转化，通过符号的三元关系，取代了主体—客体的二元关系，并将之视为知识可能和有效的先验条件。

从阿佩尔的符号三元关系“重解”的观点看，语用域既不是莫里斯的经验行为，又不是卡尔纳普的形式建构，而是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知识可能性的先验条件。这种作为解释中介和对象的主体间际的有效表征，原则上并不能被对象化。所以阿佩尔主张，一种先验解释，必须不仅指派给符号功能的语形—语义部分，而且应当指派给我们实际语言使用的语用域。对语言建构和解释的哲学谈论，在先验符号学的框架中履行先验语用学的反思功能。

在此，阿佩尔先验哲学之目的就是要辩护终结基础的可能性，而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则是一种重建的科学，即建立从“前理论的知识”被转化为“阐明的知识”的实际能力，所以哈贝马斯和阿佩尔间的主要差异并不在结果层次上，而是在对这种结果的元理论解释的层次上。因为阿佩尔是在符号地转化的先验哲学的启迪下，去解释他的理论标准的，试图去发现必须强加于经验科学之上的终结的和必然的条件。

从康德到哈贝马斯，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在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发展之后又回到了其原初起点上。特别是开始于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去恢复被奥斯汀、塞尔、格赖斯和维特根斯坦发展了的英美言语行为理论所遮蔽了的德国语用思维传统，所发生的语言学中的语用革命和70年代批判理论经历的语言学转向，更是对康德哲学所经历的语言学转向的回应。整个德国哲学语用思维的发展，显示了一种与英美语用思维发展不同的主题和路向，他们特别地关注于语言使用的两个重要特征：主体间性和理解，就如英美言语行为理论家所强调的讲话者的意向性和语言的约定一样重要。而且对于德国哲学而言，语用思维是一种阐述理性、寻求理解的工具，倾向于一种人文主义的态度；而在英美哲学中，它们则是为科学共同体设定的科学交流环境，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