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英国后，我仿佛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外乡人，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的恩人和忠诚的管家——我托付保管钱的那位寡妇——还活着，但她的命运极其不幸，第二次成了寡妇，生活过得相当艰难。关于她欠我的钱，我让她不必担心或不安，我向她保证我不会找她的麻烦。而且，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关心和忠诚，我还是尽我所能地接济了她，尽管我的积蓄微薄。当时，我的接济确实不能帮她彻底摆脱困境，但我向她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以前对我的恩情。后来我的经济情况好转之后，我也确实没有忘记她。关于这一点，我暂且不提。

接着，我回到了家乡约克。我父母以及大多数亲人都已经过世了，我只找到了两个姐妹，以及一个哥哥的两个孩子。大家都以为我死了，所以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总而言之，我在这里无法获得任何帮助和资助，而我身上仅有的那一点儿钱实在不足以让我在这里安身立命。

就在这时，我的善举竟然让我意外地得到了不小的回报。那位带我回英国的船长因为我救了他，而且保全了他的船以及船上的货物，因此在回到英国后，将我营救他以及收复大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他的船主们。因此，那些船主以及那些相关的商人邀请我和他们会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加赞赏，并送给我二百英镑作为酬谢。

但是，在反复考虑了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之后，我认为这些钱实在难以让我过上相对安逸的生活，于是我决定到里斯本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以及合伙人的情况。我相信，我的合伙人可能以为我早就死了吧。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乘船去了里斯本，于次年四月到达那里。我的仆人星期五在我辗转各地时一直忠实地陪伴在我身边——毫无疑问，他是我最忠实的仆人。

来到里斯本之后，经过多方打听，我找到了我的老朋友，也就是将我从非洲海岸上救起来并带往巴西的那位船长。这让我非常高兴。他现在老了，不再出海了，已经让他的儿子（现在已近中年）顶替了自己的位置，继续从事着往来巴西的贸易。老人已经不认识我了，说实在的，我也几乎认不出他了。但没过多久我就回忆起了他的样貌；而在我告诉他我是谁之后，他也很快就想起了我。

老友相见，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在热烈的寒暄和交谈之后，我又问起了我的种植园以及合伙人的情况。老人告诉我，他已经有九年没去巴西了，但他可以向我保证，当初他离开巴西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但是我曾经委托的那两个代理人都已经过世了。不过，他相信我会得到一份关于种植园经营情况的详细账目。因为大家都以为我已经遇难了，所以我的代理人就把我那部分种植园的收入报告给了税务官。而税务官也已经做了安排：如果我不再回来认领这些收入的话，就把其中的三分之一划归国库，三分之二交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用于救济穷人和向印第安人传教。但如果我回来的话，或我的遗产继承人提出申请的话，上缴国库的那一部分可以返还给我，而交给修道院的那一部分则无法归还。但他向我保证，政府征管土地税收的官员和修道院的总管一直密切地监督着我的种植园的收入情况，他们要求我的合伙人每年都要如实地提交收入报告，并按时将我的那部分上缴给国库和修道院。

我又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的具体发展状况，而且在他看来，我是否有必要亲自前往巴西处理一下种植园的相关事务；我到了那里之后，如果试图恢复我的合法权益，追回属于我的那部分收益，会不会遇到任何困难或障碍。

老船长告诉我，关于我的种植园的具体发展状况，他无法给出确切的数据。不过，他知道，我的合伙人仅仅得到了其中一半的收益就已经变得非常富有了。他还回忆说，他曾经听说过，我的种植园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每年上缴国库的那部分，似乎被划拨给了某个修道院或宗教机构，其数额应该是二百多葡萄牙金币。至于我是否能够顺利地恢复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他可以向相关部门证明我的身份，而且我的名字也已经在政府的档案里登记在册了。他还告诉我，我的两个代理人的后人都是非常正直、诚实的人，而且非常富有，因此他相信，他们不仅会帮助我收回属于我的那部分财产，而且还会交还给我一笔现款，作为他们父辈在管理我的种植园期间我应得的那部分收益，或者说在我的种植园的收入被充公前我应得的那部分收益。据他回忆，我的种植园的收入被充公的事大约发生在十二年前。

听完他的话之后，我显得有些担忧和不安。我问老船长，既然他知道我已经立了遗嘱，并指定他为我的遗产继承人，可是那两个代理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他告诉我，我说的这一切的确不假，不过，由于他一直无法出具我死亡的证明，因此在得到我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前，他无法行使作为我遗嘱执行人的权利；而且，他也不愿意去干涉这些事情，毕竟巴西太过遥远；不过，他也确实在相关部门登记了我的遗嘱，提出了他的产权要求；如果他能够提供有关我是生是死的证明，那么他或许早就行使了作为我遗嘱执行人的财产委托权，接管我的糖厂，并让自己的儿子（目前仍在巴西）去经营了。

老人接着说：“不过，我还有一件事得告诉你，希望你听完后不要埋怨我。具体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于是你的合伙人和代理人便以你的名义，将你失踪后最初的六到八年的所有收益都交给了我，我也确实收下了。但是，由于当时要修建糖厂，因此需要支出一大笔钱用于增加设备、建造糖厂和购买奴隶，因此那些收益已经所剩不多了。不过，我一定会向你出具一份详细的账目清单，把我获得的所有收益以及我处理这些收益的具体情况都如实地列出来。”

与这位老朋友商谈了几天之后，他给我出具了一份我的种植园头六年收入的明细账目，账目上有我合伙人和代理人的签字。收入都是以货物形式运送过来，如成卷的烟草、成箱的蔗糖，还有朗姆酒、糖浆等其他糖厂出产的副产品。从这份账目来看，我发现种植园的收入每年都在大幅增加。不过，由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巨额开支，因此净收入也并不是很多。不过，老人还是诚实地告诉我，其实他还欠我四百七十葡萄牙金币，以及六十箱蔗糖和十五卷烟草——这些货物在开往里斯本的途中由于货船失事全都损失了。这件事是在我离开巴西大约十一年后发生的。

这位善良的老人开始向我解释这笔欠款的原因，他诉说了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幸，说他在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挪用了我的钱，用以弥补亏空，还用我的钱买下了一艘新船的股份。“不过，你不用担心，我的老朋友，”他说，“如果你需要用钱的话，我可以先还你一部分，等我儿子回来之后，我就会将剩余的欠款和物品都还给你。”

说着，他掏出一个旧口袋，给了我一百六十葡萄牙金币。此外，他还将他和他儿子所持有的那艘货船的股份的股权证书交给了我，他和儿子各拥有这艘货船的四分之一股权。

我被老人的诚实和善良深深地打动了，实在无法自已；我想起了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想起他如何将我从海上救起，想起他在任何时候对我都是那样地慷慨无私，而且他现在依然对我是如此地真诚。因此，听完他对我所说的这些话之后，我禁不住泪流满面。于是，我问他，以他目前的经济情况，能否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这样是否会导致他生活拮据。他对我说，这样的确会让他生活拮据一些，不过，这毕竟是我的钱，而我目前可能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这位善良的老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因此说着说着，我便忍不住落泪了。总之，我只收下了其中一百葡萄牙金币，然后向他要了笔墨，给他开了一份收据。然后，我把其余的钱都还给了他，并告诉他，如果要回了巴西的种植园，我会把这一百金币也还给他——后来我确实是这么做的；至于他和他儿子所持有的那艘货船股份的股权证书，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即使以后我真的会需要那笔钱，我也丝毫不用担心，因为他是如此地诚实和善良——没有比这更好的保证了；但如果我以后并不需要这笔钱，且能够收回那些他认为属于我的产业，那么我就不会再收他一分钱了。

谈完这些事情后，老人又问我是否需要他出谋划策，帮我收回种植园。我告诉他我想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情。他说，既是这样，就由我亲自去处理；但是，如果我不想亲自去巴西的话，他也有很多办法帮我收回产权，并立即获得属于我的那部分收益。由于里斯本正好有一批货船准备开往巴西，因此他让我到官方登记处去登记自己的名字，并附上了他的证明书，宣誓证明我还活着，同时证明我的身份：我就是最初征用那片土地、开垦种植园的那个人。

我把老船长的证明书连同我附上的一份委托书在当地的相关部门进行了公证。然后，他又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将这封信连同委托书和证明信一起寄给他在巴西的一位商人朋友。老人建议我暂时住在他家里，直到这些事情处理完毕。

我的财产委托手续办理得非常顺利——信件寄出去之后还不到七个月，我就收到了我那两位代理人（当年我在出海前正是将种植园委托给他们代为处理的）的后人寄来的一大包邮件，里面全是我财产委托方面的信件和文书。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一份关于我的农场或者说种植园的收支流水账目。该账目的起始时间为他们的父亲同葡萄牙老船长结算的那一年，持续时间为六年，我应得的收益是一千一百七十四葡萄牙金币。

第二，一份政府接管前他们代为保管种植园时留下的账目。由于当时他们认为我失踪了（法律上被称为“民事死亡”），因此，他们将我的产业作为一个失踪者的产业代为保管了四年。这四年中，种植园的收益不断增加，最终达到了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二个十字银币，也就是三千二百四十一葡萄牙金币。

第三，一份由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出具的账目。这座修道院已经获得了十四年以上的收益。这位院长很诚实，他告诉我，除了捐给医院方面的钱无法统计之外，他的账目上还有八百七十二葡萄牙金币的结余。现在他将这笔钱记在了我的账上。至于上缴国库的那部分，则无法归还了。

第四，我还收到了一封来自我合伙人的信。他非常诚挚地祝贺我大难不死，向我报告了种植园的发展情况，每年的收益情况，种植园目前的具体占地面积，种植情况以及目前的奴隶数量等。他还在信纸上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向我表示祝福。他告诉我，他在心中默念了无数遍的“万福玛利亚”，感谢圣母保佑我活了下来。同时，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前往巴西，收回自己的产业；还请示我，如果我本人不去巴西，那么他应该把我的产业交给谁。最后，他衷心地表达了自己和家人对我的深厚友谊，并将七张精美的豹皮送给我作为礼物。这些豹皮可能是从他派到非洲去的其他船只上得来的，而那些货船的航行之旅似乎要比我顺利得多。此外，他还送给我五箱上等的蜜饯以及一百枚没有铸造的金币（比普通的葡萄牙金币略小）。在同一批船队里，还有我的两位代理人的后人给我运来的一千二百箱蔗糖、八百卷烟草，以及账目上结余的收益（都兑换成了金币）。

现在我的境遇确实与《圣经》中的约伯很相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我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特别是当我获悉自己的财富都已安然地运抵里斯本时，心中的激动简直无以言表。巴西的船只都是成群结队而来的，给我送信的船只上也带有我的货物，因此，在我收到信件之前，我的货物就已经安全地航行在里斯本的河道上了。总而言之，想到即将到手的巨额财富，我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以致脸色苍白，大脑一阵眩晕。要不是老船长赶紧给我拿来了一杯露酒，我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一定会让我心智失常，甚至可能一命呜呼。

之后的数小时，我依旧感觉非常难受。后来，老船长请来了一位医生，终于查明了真正的病因。接着医生给我进行了放血治疗，放完血之后，我感觉舒服多了，身体也开始好转。不过，我确信，如果不是医生用这种方式来缓解我的情绪，让我的精神得到了放松，可能我真的会死去。

我摇身一变，竟成了一个拥有五千多英镑现款的富翁，而且我在巴西的产业（现在我可以用这个词来指代我的种植园了）每年会为我带来一千多英镑的收益，和英国国内的产业一样收益可靠。总而言之，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我当时的心境，也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冷静下来享受这一切。

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当初的恩人，那位善良的老船长。以前，他在我身处险境时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将我从大海里救了起来；后来，在我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慷慨无私地资助我在巴西置办产业；如今，在我时隔多年以后回来，试图收回自己的产业时，他又毫无私心、毫无隐瞒地告诉了我一切，并帮我收回了产业。我给他看了我收到的所有东西，并告诉他，除了主宰世间一切事务的天意之外，我今天所获得的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现在是我报答他的时候了，我愿意百倍地报答他对我的恩情。于是，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葡萄牙金币还给了他；然后我请来了一位公证人，起草了一份解除债务的证明书，以最彻底、最明确的方式免除了老船长欠我的四百七十葡萄牙金币。之后，我又让公证人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托老船长作为我的种植园年收入的管理人，同时让我的合伙人定期向他报告种植园的收支情况，并将我应得的现货交由固定的船队运送给他。最后还有一个条款：在他有生之年，我每年都会从自己的收益中划拨一百葡萄牙金币送给他；而在他过世之后，每年划拨五十葡萄牙金币送给他的儿子。就这样，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报答了待我恩重如山的老船长。

现在我要考虑的是，接下来我该何去何从，如何处置上帝交给我的产业和财富。说实在的，我现在要操心的事情比我独居孤岛时还要多。因为在岛上，除了我拥有的东西之外，我什么都不需要了；而除了我需要的东西之外，我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了。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所拥有的巨额财富让我感觉自己身上就像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一样，而我要操心的就是如何确保它的安全稳妥。现在我再也没有洞穴可以藏钱了，更不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它可以不上锁，就算里面的钱币都生霉生锈了，也不会有人去动。相反，如今我却不知道该把这些钱财放在哪里，也不知道该把它们托付给谁——也许我的恩人，诚实而正直的老船长，是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其次，我在巴西的产业似乎也需要我亲自去一趟。可是现在，在将自己的事情都妥善处理好并将财产托付给可靠的人保管之前，我又怎么能安心地离开呢？起初，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那位寡妇，我知道她是诚实的，而且为人也很正直，可是她年事已高，还很穷困，据我所知，她可能还欠着债。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亲自带着我的财物回到英国。

不过，我还是过了好几个月才下定决心。现在，我已经充分报答了我以前的恩人，也就是那位老船长，而且他对此也心满意足。于是我又想起了那位可怜的寡妇，她的丈夫是我的第一位恩人。而她本人就像我忠实的管家，尽心地开导和教育我。所以，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委托里斯本的一位商人给他在伦敦的代理人写信，不仅要请他帮我将汇票兑换成现款，而且还要请他找到这位寡妇，并代我将一百英镑交给她；另外，我还请这位代理人当面和她谈谈，安慰一下她，因为她目前生活拮据，境况不好；而且我还请这位代理人帮我转告她，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一直接济她。与此同时，我还给住在乡下的两个妹妹每人寄去了一百英镑，她们虽然算不上贫困，但境况也谈不上有多好。她们其中一个已经结了婚，但后来成了寡妇；另一个妹妹的丈夫待她也不是很好。

然而，在我所有的亲友之中，我还是找不到一个能让我托付全部身家的人，好让我去巴西的时候能够放心地将全部财产交给他看管。这件事深深地困扰着我。

我曾想过在巴西定居，因为我曾经加入过巴西国籍。不过，我内心对宗教仍有一丝顾虑，因此我没有立即动身。关于这一点，我稍后还会提到。然而，目前阻止我去巴西的并不是宗教信仰，因为以前在巴西的时候，我曾毫不顾忌地加入了当地的宗教，因此现在我就更不会有什么顾虑了。只是近来我越来越多地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死是活，我都是他们中的一员。想到这些，我便不免有些后悔，后悔自己做了一名天主教徒，因为我不想以一名天主教徒的身份死去。

不过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我没有去巴西的主要原因不是宗教，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把我的财产交给谁来看管。因此，我决定带着所有的财产回英国。回到英国之后，我可能会结识一些朋友，或者找到一些忠诚可靠的亲戚。因此，我准备带着我所有的财产回英国。

于是，我开始忙着为回国做准备。首先，在开往巴西的船队即将出发的时候，我决定对来自巴西的那些公正而如实的报告做出适宜的答复。首先，我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院长写了一封信，衷心感谢了他们对于我财产的公正处理；另外，我希望捐出未处理的那八百七十二葡萄牙金币，其中五百葡萄牙金币捐给修道院，剩余的三百七十二葡萄牙金币用于接济穷人，具体由院长负责执行，并请求善良的神父为我祈祷，等等。

其次，我给我的两位代理人的后代写了封感谢信，感谢他们的公正和诚实。至于要不要给他们送什么礼物，我想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

最后，我给我的合伙人写了封信，感谢他在经营和发展种植园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在扩大生产和增加收益方面所表现出的正直公平的态度；同时我还就今后如何处理我那部分收益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请他根据我之前已经赋予老船长的权利，把应付给我的那部分收益都寄给他，除非我有新的指示——那样我会另行通知他的；我还告诉他，这次我不仅要前往巴西去看他，而且还打算定居巴西，在那里度过余生。我听老船长的儿子说过，他已经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因此，我还特地给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去了一些非常漂亮的意大利丝绸，还有两匹上等的英国绒布、五匹黑色粗呢布，以及一些价值不菲的佛兰德斯花边——这是我在里斯本能买到的最好的布匹了。

这样，我将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妥当了：我把所有的货物都卖出去了，又将现款都变成了可靠的汇票。接下来我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回英国。我已经习惯了走海路，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时候我对坐船回英国却有一种莫名的反感。虽然我说不出这种反感的具体原因，但它在我的心里却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有一次，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行李托运，但最后我还是临时改变了主意。而且这种情况出现了不止一次，而是两三次。

也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这辈子在海上的确遭遇了太多的不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应该忽视自己内心所产生的这种强烈的直觉。我精心挑选了两艘船——我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选出我认为最为稳妥的两艘船。当时，我已经将行李都搬到其中一艘船上了，而另一艘船我也已经和船长讲定了。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我挑选的两艘船后来都出事了：一艘被阿尔及利亚人的海盗给俘获了，另一艘则在托贝湾的斯塔特岬角附近触礁沉没了，船上仅有三人生还，其余的人都葬身大海。总之，无论我当初决定上哪一艘船，我都难逃厄运，至于哪一种更倒霉，那就很难说了。

这件事让我烦恼不已，于是我便去和老船长商量对策。他诚恳地劝我不要走海路，而是先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接着渡过比斯开湾到达罗谢尔，然后再从那里走陆路到巴黎——这个线路是最安全和舒适的，最后从那里前往加莱和多佛；或者我也可以先到马德里，然后走陆路穿过法国。

总而言之，除了加莱到多佛之间的海路之外，我根本不想走任何海路，因此，我决定全程走陆路。因为我并不急于赶路，也不在乎旅途上的花费，所以走陆路显然要愉快得多。为了使旅程更愉快，老船长还给我找来了一位英国绅士，他是里斯本一位商人的儿子，他很乐意和我一起旅行。之后，我们又选择了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年轻的葡萄牙绅士，不过后者只到巴黎。这样一来，我们一行的人数达到了六个，外加五个仆人。那两位英国商人和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每两人共用一个仆人。至于我，除了我的仆人星期五之外——他人生地不熟，很难担当起旅途仆人的职责——我又找了一名英国水手做我旅程中的仆人。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骑着马，带着武器，从里斯本出发了。很荣幸，他们把我当作这支队伍的队长，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是所有人当中最年长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身边带着两个仆人，而且我还是这次旅行的发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