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时尚业的总统。

——鲍勃·索尔伯格（Bob Sauerberg） 康泰纳仕出版集团首席执行官

她会让你知道，若你不能按她心意做事，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你能做到，她会很愿意用自己主编的杂志来支持你。

——弗朗索瓦·皮诺特 开云集团首席执行官

驱动着奢侈品时尚界滚滚向前的，是时尚品牌的所有者和创意总监。不过有这样一个人，她占据时尚界的另一隅，大多数观察家称她是时尚界三位“最有权力”的人之一——有些人甚至会将她排在第一。

安娜·温图尔是美国时尚杂志VOGUE的主编，也是时尚界的女主角。她通常扮演着终极裁判的角色，从时尚的角度裁决着时装秀、新生代设计师和明星出席重要场合的礼服。温图尔从1988年开始执掌VOGUE杂志，接替格蕾丝·米拉贝拉（Grace Mirabella）担任主编。2021年，时年72岁的她已经在VOGUE做了33年的主编。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温图尔担任VOGUE杂志主编那一年，英国首相是撒切尔夫人，亚历山大·麦昆还在时装学校上学。

美国人亚瑟·鲍德温·特努尔（Arthur Baldwin Turnure）于1892年创办了VOGUE杂志。这是一种主要面向“风流人物”的周刊。对于缺乏英国式传统阶级规则的美国观众来说，VOGUE填补了一个空白，为指导社会精英的行为方式和消费习惯发出权威声音。1909年，企业家康泰·纳仕（Condé Nast）收购了VOGUE，之后几经变革，VOGUE终于成为女性的时尚教科书。

温图尔墨镜加波波头的造型很具有识别度。众所周知，她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装学院慈善舞会（Met Gala或Met Ball）的主持人。这可是纽约的年度派对，堪称“东海岸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时尚界的超级碗”[19]。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年度时尚活动，它的重要性甚至压过了奥斯卡颁奖晚会。舞会要求正式着装，于每年五月的第一个周一举办——2020年和2021年例外。

美国的文化盛事中，Met Gala一票难求，不仅因为这张邀请函已成为地位的象征，还因为温图尔作为策划决定了哪些公司可以订购桌席、哪些人会收到邀请。她甚至决定着每个嘉宾的座位安排。每年她都会邀请一些新兴设计师免费参加活动，目前也只有这部分人可以免费入场。她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该博物馆里专门设有一个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的侧厅。

至于那些没有获得温图尔邀请的人，原因不一而足，或功不配位，或媒体报道不足，或近期有丑闻恶行。而经常受邀的嘉宾有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汤姆·福特、娜奥米·沃茨（Naomi Watts）、斯特拉·麦卡特尼、深夜电视节目主持人斯蒂芬·科拜尔（Stephen Colbert）、橄榄球四分卫汤姆·布拉迪（Tom Brady）和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

2019年，有590人参加Met Gala。候补名单上有500人，新的参加者通常是被选择的，并不会被破格邀请。一张门票价值3万美元（2020年的票价则提高到3.5万美元），一张10人桌的门票价值28万美元。一件女式高定礼服的价格可能和一张票的价格不相上下，设计师赠送的则另当别论。一对情侣共同出席舞会，一晚上的总花费可能接近10万美元，其中包括基本必须入住的瑰丽酒店（Carlyle）或马克酒店（Mark）的费用。

这对情侣中的男士可以穿着租来的礼服参加活动，只要质量好就可以。明星们作为某时尚品牌的嘉宾出席活动，无论男女都会穿戴该品牌的服饰。时尚设计师通常盛装出席，并且邀请明星或模特作伴，他们和身上的服装更有可能吸引媒体的聚光灯。

Met Gala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装学院的募捐活动。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初考虑设立时装学院时，博物馆的董事会认为，对于一个严肃的文化机构来说，增设时装部门显得有点“不务正业”。它最终还是批准设立该机构，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时装学院不能像其他博物馆策展部门那样接受博物馆资助。2019年，Met Gala为时装学院募集了1300万美元。而西海岸的类似活动——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的电影与艺术盛典（Art + Film gala）则募集了460万美元。

温图尔在1999年成为Met Gala的最高指挥官。她把这个重要的慈善活动变成了时尚界、商界、政界、娱乐界的豪富、权贵、名流每年必定光临的聚会。唐纳德·特朗普曾在2004年的Met Gala上向梅拉尼娅·克纳夫斯（Melania Knavs）求婚。《纽约时报》关于克纳夫斯接受求婚的内容，湮没在有关晚会其他活动的诸多报道中。

Met Gala的举办，标志着时装学院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年度大展正式开幕。2018年的展览名为“天体：时尚与天主教的想象”，由黑石集团创始人史蒂芬·施瓦茨曼出资500万美元赞助。派对和展览的主持人是温图尔和她邀请的三位女士：蕾哈娜、多娜泰拉·范思哲和阿玛尔·克鲁尼。嘉宾们登上博物馆台阶上的红毯和白色帐篷。摄影师和记者都必须打黑色领带，分列楼梯两边的指定位置。

2018年的展览尤其具有新闻价值。该展展出了从梵蒂冈西斯廷教堂收藏室借来的50件衣服。借贷申请中称，这些艺术品是为了促进“时尚与中世纪艺术杰作之间的对话……研究时尚与天主教的宗教实践和宗教传统之间绵亘不绝的联系”。这些宗教服饰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现代服装一并展出。

截至2018年8月闭幕时，天体展共吸引166万名游客，平均每天近1.1万人（包括第五大道的展厅和大都会博物馆修道院分馆的续期展览）。这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48年之久的历史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展览，也是2018年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办展览。此前这两项纪录的保持者分别是1963年展出的《蒙娜丽莎》和1978年展出的《图坦卡蒙的宝藏》，分别有107.7万名参观者和136.1万名参观者。

Met Gala的嘉宾们按照展览的“礼拜天最佳着装”主题穿搭打扮，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意。温图尔穿着“鲜红色的香奈儿套装”，脖子上挂着一串十字架钻石项链。蕾哈娜穿着一件镶有珠宝和十字架的约翰·加利亚诺品牌珠饰套装，头戴主教法冠。莎拉·杰西卡·帕克戴着一顶描绘耶稣诞生场景的头饰。现场随处可见穿教士袍、戴拜占庭光环的嘉宾。其他服装则无非教皇白和主教紫色系。当晚最精彩的看点是当天参加聚会的詹姆斯·马丁神父，他是一位耶稣会士，许多嘉宾赞美他“你看起来如此真实”。

嘉宾们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红毯上摆完姿势，前去参观展览，随后参加鸡尾酒会，接着去吃晚宴。走进入口红毯之后，媒体记者中只有VOGUE的作家和摄影师可以入内。一旦进入博物馆，嘉宾们便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至少有一名嘉宾曾因为发了餐厅场景的照片而被禁止参加日后的Met Gala。VOGUE的编辑人员引导客人就座，然后拍摄视频并发布博客。活动结束一周后，VOGUE会出一期特刊报道这一盛事，重点强调每位名人所穿的时尚品牌。

2018年上映的电影《瞒天过海：美人计》（Ocean's Eight）中选取了一个关于Met Gala的场景，其中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说服卡地亚借给她一条贵重的项链，打算在舞会上戴，结果项链在现场被偷了。安娜·温图尔在影片中客串了一个角色——此前温图尔为配合拍摄，安排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关闭了两个画廊。

温图尔的影响力已蔓延至整个时尚界。她为时尚公司首席执行官、设计师和各大时尚零售商提供咨询。希望成立独立品牌的设计师为寻找潜在投资者而向她寻求建议。她为路威酩轩集团、开云集团和其他时尚集团参谋设计师的任命事宜。瓦妮莎·弗里德曼说，温图尔帮马克·雅可布获得了路易·威登的工作，还为约翰·加利亚诺遭迪奥解雇、被法国法庭判为仇恨犯罪后恢复社会名誉减少许多阻力。她宣传了纽约设计师宠儿的作品，包括吴季刚、拉扎罗·埃尔南德斯（Lazaro Hernandez）和约瑟夫·奥图扎拉（Joséph Altuzarra）。弗里德曼说，他们的部分设计奉行的美学理念就是“取悦安娜”。

2018年的Met Gala上，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穿了一件玛切萨（Marchesa）品牌的露肩红色礼服并引起媒体关注，这也得到了温图尔的认可。

在Met Gala过去两天后，安娜·温图尔亮相斯蒂芬·科拜尔的晚间秀，在节目中提到了玛切萨礼服和她对设计师查普曼的支持。第二天早上，Vogue.com网站便发表了六月刊的主编卷首语，其中最后一句话是“……因为（她丈夫的行为）而责怪她……是错误的”。温图尔的卷首语发布两天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重现荣光的玛切萨》（The Rehabilitation of Marchesa）的长文。

2003年劳伦·魏丝伯格（Lauren Weisberger）出版的小说《穿PRADA的女魔头》（The Devil Wears Prada）中，就有一位盛气凌人的时尚杂志主编，人们认为该角色以安娜·温图尔为原型。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获得纽约时尚杂志主编助理工作的故事。魏丝伯格曾在VOGUE杂志为温图尔做了11个月的助理。这本结合她的经历，半虚构出来的小说被翻译成40种语言，发行超过300万册，并被改编成电影，其中主编这个角色由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饰演。这本书和同名电影向全世界介绍了温图尔和时尚产业的运作原理。

纪录片《九月刊》（The September Issue）记录了温图尔在2007年办当年最大的一期杂志的全过程。到目前为止，《九月刊》仍保留着广告版面最多和读者数量最多的纪录。2007年的这一期杂志有727页广告，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期。2019年的杂志广告数量是其一半。VOGUE多年来一直是康泰纳仕最赚钱的美国出版物，而2020年最赚钱的是《纽约客》。

广告基数的萎缩并不是VOGUE独有的现象，时尚杂志的平面广告普遍下滑。Teen VOGUE，即VOGUE青少年版，2017年开始仅发行数字版杂志，《魅力》2019年年初开始仅发行数字版。《W》杂志缩减到一年8期，之后被康泰纳仕出售处理，到2020年3月也放弃了纸质版。《17岁》（Seventeen）杂志则只出版特刊。

几十年来，印刷预算一直与消费者在时尚媒体上花的时间不成比例。2011—2015年，美国人的媒体阅读时间分布：4%在印刷品，20%在个人电脑，28%在移动设备。不过2017年，时尚推广预算中用于线上媒体而非印刷媒体的费用首次超过一半——线上部分主要用于支付给网红的广告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失调的现象，一个原因是时尚品牌和杂志编辑之间的钩心斗角由来已久。除非购买广告版面，否则一个品牌通常无法让杂志为自己写评论文章。参加时装秀并进行报道是媒体回报广告商的另一种方式。时尚公司纷纷在厚厚的《九月刊》上做广告，因为它们和高端竞争对手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而读者对此抱有期待。

VOGUE（和其他时尚杂志）惩罚品牌的方式是将其排除在外。芭芭拉·艾米尔（Barbara Amiel）夫人在她2020年出版的《朋友和敌人》（Friends and Enemies）一书中讲述了安娜·温图尔邀请她为八月“年龄特刊”拍照的事，不同女性各自代表20—80岁人生阶段的每个十年。艾米尔代表了60年代，她要求穿圣罗兰时装，却得知杂志做不到。在VOGUE发布了一篇圣罗兰的负面（但人们普遍认为是准确的）评论后，圣罗兰的时装秀禁止VOGUE人员入内。而VOGUE的回应是在其杂志中全面封锁圣罗兰。

印刷杂志的发行量掩盖了两个不同的趋势。2019年，美国版VOGUE纸质杂志的订阅量略超过100万（VOGUE中国版的总读者数超过200万）。美国2019年的报刊亭零售发行量约为10万册，这个数字在下降。广告商认为，报刊亭销售量比订阅量更能体现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度，因为订阅量往往只能反映出习惯性购买行为。

除了他们对数字媒体的偏好之外，千禧一代也是精美杂志发行量下降的关键因素。许多千禧一代鄙视**裸的消费主义，鄙视充斥在时尚出版物页面上的那些无名模特的精修美图和美丽的模特。

温图尔刀枪不入。2020年6月，媒体对康泰纳仕、VOGUE和《时尚芭莎》的种族歧视大加挞伐。《时尚芭莎》的主编因此离职，由萨米拉·纳斯尔（Samira Nasr）接任，她是第一位执掌该杂志的有色人种女性。安娜·温图尔公开道歉，承认VOGUE杂志发表了“有害、偏狭”的内容，没有为黑人人才提供支持。“我知道……VOGUE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方法来提升黑人编辑、作家、摄影师、设计师和其他创作者的待遇，或给予他们充分的发展空间”。2018年，泰勒·米切尔（Tyler Mitchell）成为第一位拍摄VOGUE封面的黑人摄影师。他被选中的原因——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主题是碧昂丝。《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标题是《安娜·温图尔能在社会的正义运动中幸存吗？》康泰纳仕首席执行官罗杰·林奇（Roger Lynch）迅速澄清：温图尔不会辞职。

VOGUE承诺，杂志态度将更加包容，这引出了一个很好、很讽刺的问题：有哪本杂志能包容且呈现“烹饪时穿香奈儿便装”？答案当然是，这是VOGUE广告商的目标受众。

2020年年末，温图尔被任命为除《纽约客》之外的所有康泰纳仕集团出版物的全球编辑总监，获得对30个国家的市场中出版物的最终决定权。

鉴于温图尔是时尚的仲裁者、不安全感的化解者和社会地位的裁判员，问题是有朝一日当她要离开杂志时，谁来担任这些角色？而当她离开的时候，VOGUE或者Met Gala会发生什么变化？其他人也许能夺走温图尔的头衔，但她作为主编和仲裁者所拥有的文化、金融和政治权力永远不会被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