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很多女人穿漂亮的运动鞋，似乎她们已经成为运动达人。

——安娜·温图尔 时尚杂志主编

有些运动鞋比iPad还贵。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 科技狂人

运动鞋的地位和人们对它的接受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像蓝色牛仔裤从休闲服演变为正装牛仔裤，现在这些单品被越来越多的正式场合接受。近10年来的多项调查显示，只有大约20%的美国人购买运动鞋是用于体育活动——篮球、网球、跑步或交叉训练。90%的千禧一代根据品牌的审美和推崇的生活方式来选择运动鞋品牌。在曼哈顿的巴尼斯纽约精品店于2020年闭店之前，店内男装区有10个货架，摆满了男鞋。其中2个货架上摆着各种款式的经典皮鞋，5个货架上则是名牌运动鞋。

运动鞋在大众中具有广泛流行性——运动鞋的受欢迎程度超越了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并且伴随“居家办公”而来的非正式风格也促使运动鞋备受追捧。

运动鞋作为奢侈品时尚配饰的历史非常短暂。1977年，VOGUE杂志报道称，有人看到演员兼制片人卡洛尔·伯纳特（Carol Burnett）、演员法拉·福塞特（Farrah Fawcett）和摇滚歌手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都曾用运动鞋搭配正式的穿搭。2004年，在巴黎举办的迪奥男装秀上，设计师艾迪·斯理曼（Hedi Slimane）让模特们穿的是白色高帮运动鞋。2006年，浪凡推出了一款带漆皮鞋头的运动鞋，圣罗兰则推出了一个男士运动鞋系列。2010年，巴黎世家发布了Arena系列皮质低帮板鞋。2011年，吉米·周、浪凡和路铂廷都推出了运动鞋系列——其中路铂廷品牌将首次出现在高跟鞋上的红色鞋底也沿用到了运动鞋上。

2011年，艾伦·德杰尼勒斯穿着白色圣罗兰运动鞋（配纯白西装）主持奥斯卡颁奖典礼。演员克里斯汀·斯图尔特（Kristen Stewart）曾穿香奈儿运动鞋走上戛纳电影节的红毯，肯达尔·詹娜、贝拉·哈迪德和考特尼·卡戴珊（Kourtney Kardashian）都曾穿白色运动鞋走红毯。2017年前后，艾玛·汤普森穿着斯特拉·麦卡特尼品牌的白色Loop运动鞋走进白金汉宫，参加她获得大英帝国上级勋章女士司令官称号的颁授仪式。2021年1月，美国当选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穿着自己的匡威运动鞋——搭配一件正式的黑色夹克——为VOGUE拍摄封面。

依我看，正式风运动鞋引爆点这个奖要提名给老佛爷卡尔·拉格斐，他在2014年1月举办了一场时装秀，T台布景中有一个楼梯，模仿的是电影《棉花俱乐部》（Cotton Club）。64名模特的服饰珠光宝气，却都穿着高级定制鞋履工坊玛萨罗（Massaro）提供的运动鞋。一旦被老佛爷钦点，运动鞋就可以在各种时尚场合大行其道。2018年一个周六的晚间演出，我在斯卡拉歌剧院看到观众席中有很多人身穿正式服装，搭配彩色运动鞋，下至30多岁，上至60多岁，男女老少都有——这是在时尚之都米兰。

十几位名流穿着运动鞋参加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装学院慈善舞会，这是美国最讲究穿着的慈善活动。其中一位是2017年来参加舞会的维吉尔·阿布洛，他是路易·威登男装系列新任命的艺术总监。他穿着黑色双排扣西装，搭配AJ （Air Jordan）系列复古元年版高跟运动鞋——鞋带是绿色的。

职场运动鞋穿搭风的兴起，首先出现在创意行业和互联网行业，在这些行业，标准工作穿搭的一个要求就是非正式着装，许多技术人员都以自己没有西装为荣。2019年3月，投资银行高盛放宽了着装要求，允许员工在工作场所穿运动鞋。当然穿短裤、不穿袜子这些是不允许的，但在“适当的场合” ——大概是在不需穿定制西装与客户会面的时候——可以穿运动鞋和牛仔服饰。2020年，已经连续几个月穿着运动鞋，在家工作、在Zoom上参加线上会议的员工们，在回到办公室之后仍穿着运动鞋。

“sneaker”（运动鞋）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当时硫化橡胶制成的鞋底让人们走起路来不出声响，犯罪分子可以偷袭受害者。直到胶底鞋在网球和帆船比赛中应用了几十年之久，才打破了“运动鞋是用来偷袭（sneak）的”这个观念。一个世纪之后，说唱乐队Run-D.M.C的歌曲《我的阿迪达斯》（My Adidas）的歌词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穿上我的运动鞋，但我不是偷袭者。”（I wore my sneakers but I'm not a sneak.）

奢侈品运动鞋价格高昂——对于穿惯普通运动鞋的人来说，价格简直高得惊人。其中大多数运动鞋价格在300—600美元之间，但迪奥、香奈儿、圣罗兰、浪凡、巴黎世家、汤姆·福特和杜嘉班纳的运动鞋价格高达1500—4500美元。

对于男性衣橱中的那些款式和颜色接受度很高的服装来说，运动鞋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除了领带之外，男士穿任何一件亮色服饰都冒着成为时尚黑榜案例的风险。男人需要很多双运动鞋。正如女人在类似场合不会穿同样的衣服一样，穿运动鞋配正式服装的男士需要像换领带一样换鞋。

路铂廷等品牌既生产男运动鞋，也生产女运动鞋；男女通用的中性设计很少。因为两种鞋型大小不同，通常款式设计也不同。运动鞋的男款和女款通常在配色上是有差异的，旨在分别迎合两类群体的性格特征，唤起两性之间不同的情感。颜色也是品牌的代表：爱马仕是橙色，芬迪是黄色。但在此基础上，要添加水蓝色、霓虹粉还是电橘色（electric orange）则取决于顾客的性别，也取决于设计师希望让观者在看到鞋的前15秒内触发什么情绪。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人们进一步接受时尚运动鞋。愿意花钱买时尚奢侈品的人更少了，而当时买了奢侈品的人也会感觉不太舒服，因为放眼周遭，他们自己或他们的配偶正在给公司裁员，或者他们的朋友已经失业。设计师们纷纷将焦点转向街头服饰和运动服饰。运动鞋与这两者都很相配。经济衰退期间，各大品牌主打优质运动鞋，因为其他配饰，甚至手袋——销售成绩平平。虽然手袋用途广泛，可以在多种场合使用，不同季节都适合，但运动鞋会磨损。

时尚运动鞋的利润率很高。一双用比普通运动鞋质量更好的绒面革或皮革制成的运动鞋，采用最昂贵的设计款式，可能需要40—50美元的生产成本，但零售价格是这个数字的6—10倍。运动鞋经营风险也低，它们不需要经历漫长的投产准备期、生产周期，也不需要分季节发布。设计师可以推出新的款式，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包装推广，几周后再用相同的材质和相同的生产线以新的设计替换该款式。时装公司可以频繁提供限量版折扣，既鼓励买家为运动鞋收藏再添新品，又能最大限度地消化未售出的库存。

奢侈品运动鞋让时尚品牌得以将其配饰业务下渗到收入较低的群体。圣罗兰SL/01运动鞋标价495美元，圣罗兰黑色初剪羊毛棒球夹克售价为3000美元，该品牌的真皮手袋售价高达6500美元，双肩背包售价则为2500美元。预算有限的买家可以在飒拉购买大部分的衣服和配饰，同时购买SL/01运动鞋，这样仍然可以“穿圣罗兰”。

推动运动鞋潮流的另一个因素是在时尚运动鞋取得早期成功后，阿迪达斯、耐克和彪马（Puma）才恍然大悟——它们忽略了一个有价值的细分市场。如果迪奥和香奈儿能以四位数的价格出售运动鞋，那么其他品牌就有理由认为，传统运动鞋可以脱离运动功能而存在，成为价格更高的平价（甚至是高端）时尚。阿迪达斯运动鞋可以重新设计、经过升级之后卖到35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吗？请明星、音乐家或艺术家代言，而非与运动员合作，能达到足够的“酷感”，让追求时尚的千禧一代接受运动鞋吗？

运动品牌遍寻时装设计师以实现合作。亚历山大·麦昆和侯赛因·卡拉扬（Hussein Chalayan）曾为彪马设计运动鞋，拉夫·西蒙斯（Raf Simons）曾担纲阿迪达斯运动鞋的设计师，马克·雅可布曾操刀范斯的运动鞋设计。2016年，阿迪达斯先后与坎耶·韦斯特、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斯特拉·麦卡特尼和日本运动鞋品牌Hender Scheme合作，为运动鞋设计增添酷感。每次合作都取得了一定成功。

而真正一炮而红的合作是坎耶·韦斯特帮阿迪达斯完成的。其合作成果正是坎耶的签名运动鞋系列、老爹鞋和后来的Yeezy Boost 350系列。“Yeezy”这个名字来源于说唱歌手Jay-Z在2003年的一次演唱中给坎耶起的绰号“Kanyeeezy”，加上坎耶本人就有一个绰号叫“Ye”。至于“Boost”（意为“助推”）一词，阿迪达斯的解释是这款鞋能给跑步者补充能量。这些产品与坎耶的运动服饰系列同时推出。到2017年，坎耶的时尚酷风尚已经压过耐克的运动员形象代言模式。2020年，《福布斯》报道称，坎耶每年通过Yeezy系列鞋款获得的版税收入就高达1.6亿美元。

坎耶创造了一种展示走秀款系列的新方法。他为2016年推出的Yeezy时装系列和运动鞋系列设计，先后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和罗斯福岛举办了两场时装秀。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大秀要求购票入场，门票即刻售罄。这场由艺术家凡妮莎·比克罗夫特（Vanessa Beecroft）设计的时装秀，是有史以来时装秀上观众数量最多的一场。而罗斯福岛的大秀则吸引了《时尚芭莎》GQ《魅力》（Glamour）《名利场》《风格时尚》（InStyle）和安娜·温图尔主编的VOGUE——这些杂志的报道无不提及运动鞋。一经麦迪逊广场花园大秀发布后，售价350美元的Yeezy 350鞋款在一天内全部销售一空。

分享一个有意思的内幕消息：在坎耶·韦斯特与阿迪达斯合作之前，他曾与耐克合作过三款运动鞋，取得了一定成功，特别是2012年发布的Air Yeezy II，现在已经成为收藏级的鞋款。但他后来和耐克分道扬镳，因为耐克公司拒绝向他支付名人版税。耐克表示，他们只向职业运动员支付版税（后来耐克的态度有所缓和）。坎耶的回答是：“我是一名表演运动员。”随后，他与阿迪达斯签约。2015年12月，他发行了一首名为《事实》（Facts）的单曲，暗嘲耐克。

韦斯特保留了对Yeezy品牌名称的所有权——他的做法与迈克尔·乔丹不同，乔丹将名字的使用权转让给了耐克公司。作为品牌的所有者，据报道，对于批发的运动鞋产品，坎耶可获得的版税率为15 %，而乔丹从耐克公司获得的利润大约是5%。2019年，预计耐克的乔丹系列批发销售额将超过30亿美元。这意味着迈克尔·乔丹拿到大约1.3亿美元的税前版税。但坎耶拿不到这么多，不过也是很可观的一个数字。阿迪达斯Yeezy系列的销售额约为乔丹系列的一半，部分原因是阿迪达斯采用控制型分销模式，并不追求销售额最大化。

Yeezy系列的成功，加上其限量发售的策略，导致其仿冒品频出，美其名曰“复刻鞋”。Yeezy的复刻鞋售价120美元，而正品原装Yeezy 350系列在线上二手转卖市场的价格超过1000美元。坎耶设计的第一双运动鞋是2007年与日本服装制造商A Bathing Ape合作的鞋款，到2019年线上售价已高达3000美元。坎耶曾与音乐家法瑞尔·威廉姆斯联合为阿迪达斯设计了一款鞋，名为“PW Human Race NMD-TR”，2018年有卖家在网上转卖，售价为12500美元。

2019年，线上二手转售平台StockX的年销售额是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运动鞋的转售。2015年前后，StockX公司由抵押贷款商速贷（Quicken Loans）的创始人丹·吉尔伯特（Dan Gilbert）和合伙人乔希·卢伯（Josh Luber）创立，转售运动鞋、街头服饰和手袋。卖家确定“要价”，买家出价。当出价和要价匹配时，销售达成。StockX是其经营范围内转售市场上规模最大的公司，此外至少还有其他5家公司也不可小觑。

2019年7月，纽约苏富比进行了一场“顶级运动鞋收藏”（Ultimate Sneaker Collection）线上拍卖会，首次拍卖限量版运动鞋，共有100双。多伦多的收藏家迈尔斯·纳达尔（Miles Nadal）为前99件拍品成功出价85万美元。最后一件拍品是一双耐克的“月亮鞋”，这是耐克联合创始人比尔·鲍尔曼（Bill Bowerman）为准备1972年奥运会选拔赛而设计的，当时只生产了12双。纳达尔以43.8万美元（拍卖前的估价为16万美元）买下了这双“月亮鞋”。纳达尔共计投资128.8万美元拍下了这100双鞋，平均每双鞋将近1.3万美元。纳达尔表示，将在一个私人博物馆展示这些拍品。瓦妮莎·弗里德曼对拍卖结果这样评论：“堪比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事件”。运动鞋的价格也从此开始一路高歌。坎耶·韦斯特在2008年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穿的第一款Yeezy黑色皮革高帮运动鞋，于2021年4月在苏富比以180万美元的价格拍出。之前的纪录是56万美元，2020年由一双迈克尔·乔丹亲笔签名的耐克AJ1比赛用鞋创下该纪录。

为了给运动鞋增添酷感，运动鞋公司皆有备而来，不惜斥巨资、费大力气，才有这样一个令人咋舌的案例。阿迪达斯曾试图与巴塞尔迈阿密海滩艺术博览会“合作推出”一款运动鞋。2017年5月，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Art Basel）在佛罗里达州法院起诉阿迪达斯商标侵权，称阿迪达斯在2016年11月制造、推广并免费分发1500双限量版EQT运动鞋，鞋舌上在阿迪达斯品牌标志的旁边印有“ART BASEL”字样。鞋子的标签上也有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的名字。这是在未经博览会或其母公司MCH集团许可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博览会确实将商标授权给了宝马、爱彼手表和大卫杜夫雪茄，但每个品牌都有合同在先并支付了费用。在博览会开幕前的两场舞蹈表演中，舞者和观众可以免费获得运动鞋。《Hypebeast》杂志和博客上已对此进行相关报道，甚至还刊登了图片。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一方要求法院判处“3倍的损失赔偿金，销毁所有剩余的运动鞋并赔偿‘其他慰问费’”。

阿迪达斯却不知怎么由此得出结论：在运动鞋上印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的名称和标志带来了文化口碑，证明即便商标侵权亦无不可。阿迪达斯宁愿为他们在促销活动中赠送的运动鞋买单，无非支付数千美元的律师费和罚款。

为什么呢？因为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不会出售任何品牌的商品。即使卖的话，正经的艺术品收藏家也不会买——自然也就不会被人看到穿着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标志的运动鞋。如果标示再弄得更大更显眼一些，那就会成为一种低配版的路易·威登与昆斯联名的蒙娜丽莎包。也许这些运动鞋是为那些追求酷感的非艺术界人士准备的，他们认为“Art Basel”象征着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大概是因为阿迪达斯相信运动鞋赠品的宣传方式值得一用，2017年11月，双方宣布庭外和解。如果其中有金钱交易的话，也并未在法庭文件或新闻报道中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