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已经换了天地。像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权势之人穿的是牛仔裤，而身份地位低一些的人穿的是西装。

——保拉·安东内利（Paola Antonelli）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高级策展人

过去，街头服饰指的是T恤品牌和滑板运动服品牌；如今在时尚界，正统设计师将“不上档次”的设计师所设计的衣服含沙射影地称为街头服饰。

——克比·让-雷蒙德（Kerby Jean-Raymond） 时装设计师

街头服饰发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初是从滑板和嘻哈文化发展起来的一个小众市场，其核心产品是运动鞋、中性T恤和卫衣。2017年，Supreme和路易·威登发售联名款，实现了街头服饰和奢侈品的跨界合作。由于街头服饰的理念和奢侈品的理念及高定价截然不同，所以街头服饰与奢侈品时尚并存着实不易。Supreme等街头服饰品牌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产品设计和宣传推广，都突出强调了购买体验和文化内涵，避而不谈奢侈品的正统名望。

千禧一代及之后的新新人类在Supreme这类的品牌里找到了自己的意义。Supreme品牌的名字取自萨克斯演奏家约翰·克特兰（John Coltrane）的专辑《至高无上的爱》（A Love Supreme）。Supreme早期曾被誉为“街头服饰的香奈儿”，该品牌经营价格适中的中性服装、滑板相关文化用品以及为制造稀缺性的限量版产品。顾客在门店前大排长龙，不惜站上好几个小时，而转卖平台上不断有该品牌的产品上架，价格也已然抬高。Supreme的产品总有一种讽刺趣味，比如设计师维吉尔·阿布洛在一条小黑裙上印上了“小黑裙”（Little Black Dress）的字样——下文还会详细讲到这位设计师。

2020年年底，旗下已拥有范斯（Vans）、添柏岚（Timberland）和北面（The North Face）等19个品牌的威富公司（VF Corp），用21亿美元收购了Supreme，考虑到2020年的经济对运动休闲和室外服饰的流行程度构成了冲击，这个收购价格具有一定合理性。威富公司随之面临的问题是，追求酷和真实的Supreme是否能适应集团化归属以及发布季度报表的模式。华尔街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威富公司的股价在收购消息爆出后立刻上涨。

街头服饰已成为路易·威登等时尚品牌的一个增长品类，公司要求执行居家办公模式，人们对正式服装的需求降低。街头服饰为路易·威登和其他奢侈品公司触及千禧一代市场提供了一个窗口，也由此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巴黎世家也经营卫衣、T恤和运动鞋，其中最畅销的一个系列就是老爹鞋。

古驰是在千禧一代中拓宽市场的成功案例。在创意总监亚历山德罗·米歇尔（Alessandro Michele）的指导下，用该公司自己的话说，古驰已经摆脱强调身份的品牌定位，开始“认同流动性和部落一体性[9]”——我认为这正是类似千禧一代街头服饰的接受度。

街头服饰的呈现形式还包括“反时尚的时尚”单品，比如单车短裤、美国田园风连衣裙和腰包。这些品类可以加入奢侈品品牌的设计中吗？我在研究这个课题中，发现奢侈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质量和稀缺性。对街头服饰而言，是千禧一代和媒体在做价值判断。

随着经济低迷进入常态化以及千禧一代的影响力继续扩大，一些街头服饰单品无疑会销声匿迹。而有些单品——当然包括运动鞋——仍将在奢侈品时尚中保有一席之地。一个问题是奢侈品时尚品牌如何在不依赖奢侈品标签的前提下，向千禧一代及其后辈们开展产品营销。

奢侈品品牌正在尝试新的标签。路易·威登曾于2018年6月在巴黎皇家宫殿花园举办了时装秀，这是新上任的男装设计总监维吉尔·阿布洛的处女秀。这场秀的标题是“我们就是世界”（We Are the World），呼应1985年为支持埃塞俄比亚饥荒赈灾而举办的慈善晚会。走秀的模特除了以往面无表情的男模以外，阿布洛还邀请明星登台。后者的出场是为了给千禧一代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吸引媒体报道。事实证明这两点都做到了。21岁的美国说唱歌手花花公子·卡尔蒂（Playboi Carti）成为秀场焦点。其团队专门为他的出场发了一篇通稿。他乘坐劳斯莱斯幻影前往皇家宫殿花园，从后座下车，车上放的音乐是他发行的说唱专辑Die Lit中的歌曲。

助阵的走秀嘉宾来自多个种族，包括音乐家戴夫·海恩斯（Dev Hynes）、卡迪小子（Kid Cudi）、史蒂夫·拉西（Steve Lacy）、奥克塔维安（Octavian）和阿萨普·纳斯特（A$AP Nast），以及艺术家卢西恩·史密斯（Lucien Smith）和布隆代·麦考伊（Blondey McCoy）。这些嘉宾身穿纯色衬衫、白色皮衣和卫衣，佩戴鳄鱼皮配饰。这正反映出阿布洛“不同亚文化制服”的时尚理念。花花公子·卡尔蒂的路易·威登走秀款是一件银色庞乔斗篷、印有《绿野仙踪》里黄色砖头路的牛仔裤和黑色运动鞋。秀场的座上客有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和金·卡戴珊、贝拉·哈迪德、蕾哈娜和娜奥米·坎贝尔。现场音乐包括坎耶新专辑ye的说唱原声。鉴于路易·威登品牌的身份和历史，这场主打街头服饰的时装秀的新奇程度，堪比昆斯的蒙娜丽莎包发布会。这俨然成为时尚界正在改变的一个缩影：想象一下当花花公子·卡尔蒂、劳斯莱斯豪车、摇滚乐和走秀T台同时出现在一个公园，是什么样的场景。

2018年3月，37岁的阿布洛成为路易·威登男装艺术总监。他资历颇丰，既是坎耶·韦斯特的好友兼顾问，也是一名职业DJ，同时还是千禧一代酷风尚的时尚仲裁者。阿布洛有一半的加纳血统。他成为路易·威登64年历史上的首位非洲裔艺术总监。他在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市长大，那里位于芝加哥市郊，因轻工业和装配工厂而出名。他的专业是工程学和建筑学，曾和坎耶·韦斯特一起在位于罗马的芬迪总部实习半年。当时两人每月的实习工资是500美元。2009年前后，阿布洛出任坎耶的创意机构Donda的创意总监，负责管理舞台秀。2013年，他在米兰创立了奢侈品街头服饰品牌Off-White。这个品牌深受Jay-Z、蕾哈娜和碧昂丝的青睐。

阿布洛曾与吉米·周（Jimmy Choo）、盟克睐进行跨品牌合作，此外还与宜家、太阳镜小屋（Sunglass Hut）和麦当劳合作过。他最著名的设计是为耐克设计的10款运动鞋。他的Nike & Off - White联名系列运动鞋售价高达2500美元。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和卢浮宫都展出了他的设计。他在供职路易·威登之余，仍继续运营着Off-White，该品牌已扩展出女包、女鞋和香水产品线；同时他还（以Flat-White的化名）为品牌活动担当DJ，其中包括冲浪品牌Jimmy抸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夜总会品牌CircoLoco在伊比萨岛等地的现场活动。这些履历更常见于街头服饰的设计师，却很少出现在奢侈品大牌的创意总监身上。

另一个千禧一代街头服饰的变种是奢侈品工装。比如，有一款夹克，起初是法国道路清洁工的制服，后来北美的建筑工人和环卫工人沿用了这个款式。该设计最初是衬衫加夹克，旨在模仿蓝领工人。工装在21世纪10年代末经过改良后进入时尚界，定位为一款推崇平等的服饰。如今在夜总会和时尚活动中也可以看到奢侈品工装的身影。维吉尔·阿布洛为路易·威登设计的第一个系列中就有一件连身工装，附带背带，定价1200美元。

2019年5月，路威酩轩集团针对千禧一代再次做出一个惊人举动，对外确认将为一个叫作Fenty的新品牌承担经济责任。“Fenty”是罗比恩·蕾哈娜·芬缇（Robyn Rihanna Fenty）的姓氏，作为一名女歌手，(当时)有15首单曲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Billboard 100）排行榜上夺得冠军，Instagram粉丝6900万，但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时尚培训。这是自1987年克里斯汀·拉克鲁瓦品牌创立之后，路威酩轩集团32年以来首次从零开始一手打造一个新品牌。行业里公认的经验是收购现成的品牌成本更低，风险也更小。蕾哈娜的系列只在线上销售，面向顾客直营，因为千禧一代“不想为购物而等待”。Fenty还会全年发售胶囊系列服装。蕾哈娜担纲设计的角色之后，并没有停止她的音乐和影视事业。她通过兼职的方式出任设计师，并成为设计团队的公众形象代言。

蕾哈娜是继亚裔设计师卡罗尔·林[Carol Lim，与温贝托·梁（Humberto Leon）同为高田贤三品牌联合设计总监]以来，路威酩轩集团旗下品牌首席设计中的第二位除白人外的设计师。蕾哈娜的任职进一步印证了名人效应和线上文化影响力在吸引千禧一代方面，至少和设计师与品牌声誉是同等重要的。当一个人既有很酷的个性，又与时尚有渊源，其影响力并不在尼古拉·盖斯奇埃尔等备受尊敬的设计师之下——业界认为盖斯奇埃尔是其同名品牌排名第二的继任者。

显而易见，阿布洛和蕾哈娜其实都不是路易·威登董事长贝尔纳·阿尔诺的首选。《纽约时报》报道称，阿布洛的主要推荐者是阿尔诺的女儿、路易·威登副总裁德尔菲娜，以及阿尔诺的儿子亚历山大——当时的路威酩轩集团旗下旅行箱公司日默瓦的负责人。这两位也极有可能是为蕾哈娜的Fenty品牌谋得支持的推手。

这背后在起作用的正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所说的“创新者的窘境”，他提出，成功的企业常常在采用新的商业模式时受到挫败，因为它们对现有业务投入过多。路易·威登似乎愿意冒险自我颠覆，也不想看着哪家更有创造性、更酷的品牌先把这事做成。

路易·威登请阿布洛和蕾哈娜加盟，其实有一个明显的潜在弊端。路易·威登和其他同业竞争的奢侈品品牌都有历史传统，具有永恒经典性，设计也雅致，这些都是它们的立身基础。“新”这个词是绝不会用的，而千禧一代觉得“传统”这个词不是很酷。随着路易·威登慢慢从传统转型街头时尚，从“不酷”转型到“酷”，该品牌面临着传统内涵模糊化的风险。其股价也岌岌可危。街头奢侈品时尚的兴起意味着价格和档次双双降低。

在街头服饰中，光彩夺目的皮夹克已作为正当的白日商业服饰，现身于美国政府国会山的听证会上。通用的首席执行官玛丽·芭拉（Mary Barra）于2018年12月在汽车厂关停听证会做证时，穿了一件圣罗兰的拉链皮衣。其设计和电影《飞车党》（The Wild One）中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穿的那件还不太一样，但考虑到穿的场合是很有创意的。如今，夹克也许已成为这位女高管的标志性服装，正如技术高管的卫衣一样。IBM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金尼·罗密提（Ginni Rometty）和纳斯达克首席执行官阿德纳·弗里德曼（Adena Friedman）都曾在公众场合穿过类似的皮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