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烈受到焦虑影响的前行（progression）与退行的相互作用中，性器倾向逐渐升高，结果使得修复的能力增加，修复的范围扩大，升华的强度与稳定性也得到增强，因为在性器水平上，它们与人类最具有创造性的冲动密切相关。在女性位置上，性器升华和受孕功能（生育能力）密切相关，因而也和丧失或受伤客体的再创造有关；在男性位置上，生育并由此将受伤或被摧毁的母亲复原或复苏的幻想，强化了那些“给予生命”的元素。因此，性器不只是代表**，也代表了修复与再创造的方式。

性器倾向的升高意味着自我的整合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为这些倾向取代了前性器期力比多欲望及修复欲望，而且出现了前性器期与性器期之修复倾向的合成，例如接受“好的事物”的能力，最基本的就是婴儿所渴望的来自母亲与食物的爱，以及想要喂食母亲作为回报并由此将她修复的冲动（口欲升华的基础），这些都是性器期成功发展的前提。

与逐渐增加的性器力比多（包括修复能力的进展）同时并进的，是逐渐减弱的由破坏倾向所唤起的焦虑与罪疚感，虽然在俄狄浦斯的情境之下，性器欲望是引起冲突与罪疚感的原因。因此，性器首位意味着口腔、尿道与肛门的倾向和焦虑都降低了。在修通俄狄浦斯冲突与达到性器首位的过程中，孩子变得能够安稳地在内心世界里建立好客体，并且与父母发展稳定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代表他正逐渐修通并且缓和被害与抑郁焦虑。

我们有理由假设：只要婴儿将兴趣转向母亲**以外的客体（例如母亲身体的某些部位、其他周围的客体、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等），便开始了升华与客体关系的成长所必经的一个基本过程。爱、欲望（攻击的与力比多的）与焦虑从最初独一无二的客体（母亲），转移到其他客体，而新的兴趣发展起来，成为原初客体关系的替代物。不过，这个原初客体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好**，而这种情绪与创造的感觉（这些感觉和外在世界发生关联）的转向和投射密切相关。在这些过程中，象征形成与幻想活动的功能是极具意义的。[29]当抑郁焦虑发生时，特别是在抑郁位置发生时，自我感到被驱使，将欲望与情绪、罪疚感及进行修复的冲动，加以投射、转向并分配到新的客体与感兴趣的事物上。我认为，这些过程是贯穿生命始终的升华的主要因素。不过，在欲望与焦虑被转向与分配的时候，能够维持对最初客体的爱，是升华（还有客体关系与力比多组织）成功发展的一个前提。因为，若是充斥着对最初客体的怨恨，会危及升华与替代客体的关系。

如果因为无法克服抑郁位置，而导致修复的希望受阻，或者，换个方式说，如果对加诸所爱客体的破坏感到绝望，就会引起修复能力与作为结果的升华能力的另一种干扰。

二

如上文所提到的，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与婴儿期神经症息息相关。婴儿期神经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早期的恐惧症，它开始于第一年，在童年期的数年中，会以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出现或再现。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两者构成了早期恐惧症的基础，这些恐惧症包括进食困难、梦魇（pavor nocturnus）、与母亲不在有关的焦虑、对陌生人的恐惧、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一般客体关系上的紊乱。将迫害客体外化的需要，是恐惧症机制的一个内在要素，[30]这个需要既源于抑郁焦虑（针对内在迫害者对内在好客体构成危胁性的危险），也来自（和自我有关的）被害焦虑。对内在迫害的恐惧也以疑病焦虑来表现，它们也促成了许多身体疾病，例如幼儿经常性的感冒。[31]口腔、尿道与肛门焦虑（同时发生在卫生习惯的养成与抑制过程中），是婴儿期神经症的症状学中的基本特征，在第一年中，各种症状的复发也是一个特质。如我们在上文所见的，如果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受到增强，将退行到较早的阶段和相对应的焦虑情境，这种退行的表现是，例如破坏已养成的卫生习惯，或是显然已被克服的恐惧症可能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再现。

在第二年中，强迫倾向变得显著，其表现结合了口腔、尿道与肛门焦虑。强迫特征可见于睡前仪式、与清洁或食物等有关的规矩，以及普遍对于重复的需要（例如一再重复听同一个故事，甚至用同一种表现形式或是反复玩同样的游戏）。这些现象虽然是儿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但还是可以称之为神经症症状。这些症状的缓解与克服，相当于口腔、尿道与肛门焦虑获得了缓和，也意味着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得到了缓解。

自我一步步发展出使它能够修通焦虑的防御能力，这是缓解焦虑过程的基本部分。在最早的阶段中（偏执——分裂），焦虑被极有力的防御所抵制，例如分裂、全能与否认。[32]在接下来的阶段中（抑郁位置），如我们所见，这些防御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其特征是自我具有更大的承受焦虑的能力。当第二年自我发展有进一步进展的时候，婴儿运用他与时俱增的适应外在现实以及控制对身体功能的能力，通过外在现实来测试内在的危险。

这些改变都是强迫性机制的特征，而此机制也可以被视为非常重要的防御，例如，通过养成卫生习惯，婴儿对于其危险的粪便（也就是它的破坏性）、内化的坏客体及内在混乱的焦虑被一再地暂时减轻。对括约肌的控制，使他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内在的危险和客体。此外，实际的排泄物对他在幻想中恐惧粪便的破坏性提供了反证。这些排泄物现在可以配合母亲或保姆的要求而被排出，并且母亲或是保姆通过对排泄物产生的情况表现出认可的态度，似乎也认可了粪便的质量，而这样的态度使得粪便成为“好”客体。[33]结果是，婴儿可能感觉到在其攻击性幻想中，他的排泄物对内、外在客体所造成的伤害可以被抵消。于是，养成卫生习惯也减弱了罪疚感，而且满足了修复的冲动。[34]

这些强迫机制形成了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使自我能够暂时不受焦虑的侵扰，反而帮助自我达到更大的整合与强度，因而有可能逐渐修通、减弱并缓和焦虑。不过，强迫机制只是此阶段的众多防御之一，如果它们过度而成为主要防御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即自我无法有效处理具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以及在孩子身上发展出一种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症。

防御的另一个根本改变，以**力比多增强的阶段为特征。如同我们已经了解的，当这个改变发生时，自我是比较整合的，对外在现实的适应改善了，意识的功能扩展，超我也更为整合。无意识过程（也就是说在自我与超我的无意识部分中）已经发生了更完整的合成，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区分更加明显。这些发展使得压抑有可能在众多防御之中居于支配位置。[35]压抑的一个基本因素是超我的谴责与禁止方面，这个方面在超我组织发展的结果下被强化了。超我要求将特定的冲动与幻想（同时带有攻击与力比多的性质）摒除在意识之外，而自我更容易达成此要求，因为它在超我的整合与同化方面已有进展。

我在前面的章节曾如此描述：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中，自我抑制着本能欲望，刚开始时是受到被害焦虑的压力，稍后则是受到抑郁焦虑的压力影响。当自我能够运用压抑时，本能抑制便有了进一步发展。

我们已经了解自我在偏执——分裂期当中，如何运用分裂机制。[36]分裂机制构成了压抑的基础（正如弗洛伊德的概念所隐含的那样），但是与导致崩解状态的最初分裂形式相较，压抑通常不会造成自体崩解的状态。因为在此阶段，心理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各部分有较好的整合，而且，由于在压抑的作用下，分裂主要影响的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隔，自体的这两个部分都不会遭遇先前阶段产生的崩解程度。不过，在生命开始的最初几个月中，诉诸分裂过程的程度强烈地影响了在稍后阶段中压抑的运用。如果分裂机制与焦虑尚未被克服，结果可能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缺少一个流动的界限，从而产生了一道坚硬的阻隔。这一点指出了压抑是过度的，而且后果是发展受到了干扰。另一方面，在适度的压抑之下，无意识与意识更有可能保持互相通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冲动及其衍生物被允许从无意识中一再地浮现出来，受到自我选择与拒斥过程的控制。冲动、幻想与思考如何被选择出来加以抑制，取决于自我已提升的接受外在客体的标准的能力。这种能力联系着超我内部更大的合成及自我对超我的进一步同化。

超我结构上的改变是逐渐发生的，而且始终与俄狄浦斯期的发展有关。这些改变在潜伏期开始时促成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换句话说，力比多组织的进展与自我在此阶段能够达到的各种调适，与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这些焦虑和内化的父母有关）的缓解息息相关，这意味着在内在世界产生了更大的安全感。

就焦虑的各种变迁来看，潜伏期开始时的典型改变可以总结如下：与父母的关系比较安全，内射的父母比较接近真实父母的形象；他接受并内化了父母的标准、告诫与禁止，因此俄狄浦斯欲望的压抑就更加有效。这些都代表了超我发展的高峰，而这是在生命最初几年中所延伸的过程的结果。

结论

我已经详细讨论了克服抑郁位置（生命第一年的下半年所具有的特征）最初的几个步骤。我们已知在最早的阶段中，当被害焦虑占优势时，婴儿的客体具有原始与迫害的性质，它们会吞噬、撕裂、毒害、淹没等，也就是说，各种口腔、尿道与肛门的欲望与幻想，既被投射到内化的客体，也被投射到外在的客体。随着力比多的组织发展与焦虑的缓解，这些客体的形象在婴儿心中也逐渐改变。

他与内在及外在世界的关系同时改善了，这些关系之间的相互依赖状态，表示内射与投射过程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些改变是减轻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的基本因素。这一切导致的结果是，自我具有更大的能力去同化超我，并因而提高了自我的强度。

当达到稳定的时候，有些基本的因素就发生了改变。在此，我关心的不是自我的进展（正如我曾试图呈现的，它在每个阶段都和情绪的发展及焦虑的缓解息息相关），我要强调的是在无意识过程中的改变。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这些改变联系于焦虑的起源，就会更容易理解。在此，我要重提我的论点：破坏冲动（死本能）是引起焦虑的首要因素；[37]贪婪因为抱怨与怨恨（也就是破坏本能的外在表现）而升高，而这些外在表现又反过来为被害焦虑所增强。在发展过程中，当焦虑减弱且比较安稳地被防护着的时候，怨恨与贪婪都减弱了，而这一点从根本上导致了矛盾情感的减少。根据本能来表达这一点：当婴儿期神经症自然发展时，也就是当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都被减弱与缓解时，融合生本能与死本能（也就是在力比多与攻击之间）这两方面的平衡已经在某些方式上改变了。也就是说，在无意识的过程中，即在超我的结构中，以及在自我的无意识与意识部分的结构与领域中，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我们已经知道在不同的力比多位置之间，在前行与退行之间的摆**波动是童年期最初几年所具有的特征。它们的产生与被害及抑郁焦虑（发生在婴儿早期）的变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这些焦虑不仅是固着与退行的基本因素，也长久地影响着发展过程。

正常发展的前提之一，是在退行与前行之间的互动中，原来已经达到的进展的基本方面仍然可以维持住。换句话说，整合与合成的过程并未受到根本与永久性的干扰。如果焦虑被逐渐缓解，前行必须会超越退行，而且在婴儿期神经症的过程中，心理稳定的基础便得以建立。

批注

批注——

玛格雷·丽宝（Margaret A.Ribble）曾报告对500名婴儿的观察[《与人格发展有关的婴儿期经验》（Infantile Experience in Relation t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1944）]，并表达了她的看法，其中有一些补充了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上所获得的结论。

关于生命初期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她强调婴儿对“被母亲照料”的需要超越了吸吮的需要，例如在第631页，她说道：

“儿童人格的品质与凝聚性，大多取决于他在情绪上对母亲的依恋。这种依恋，（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或是对母亲的贯注，由他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满足经验中逐渐发生。我们已经研究了这一发展性依恋的本质，它是如此的难以理解，但是其细微处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主要促成其形成的是三种感官体验：触觉、动觉（或是对身体位置的感觉）与听觉，几乎所有的婴儿行为观察者都提到了这些感觉能力的发展，但是未曾强调它们对母亲与婴儿之间个人关系的重要性。”

她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强调了这种个人关系对于儿童身体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在第630页，她说：

“……在婴儿照顾上最细微的不规律性，例如与母亲接触太少、身体接触太少、保姆换人或是常规的改变等，经常会导致婴儿的一些紊乱，诸如脸色苍白、呼吸不规则、喂食困难等。对于先天体质上敏感或缺乏组织的婴儿来说，这些紊乱如果太过频繁，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器质性（organic）与精神性（psychic）的发展，而且威胁到生命的例子也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