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段文字中，作者将这些紊乱概括如下（第630页）：

“由于婴儿的大脑与神经系统尚未发育完成，他无时不处于功能解组的潜在危险当中。外在的危险是与母亲突然分离，母亲在直觉上或认知上必须要保持这种功能的平衡。实际的忽视或者爱的缺失，可能同样具有灾难性；内在的危险似乎是升高的紧张，这种紧张来自生物需求，以及有机体无法维持其内在能量，或是代谢的平衡与反射的兴奋性。其中对氧气的需求极为迫切，因为婴儿的呼吸机制尚未发展妥当，不足以应付因快速的前脑发展而升高的内在需求。”

根据丽宝的观察，这些功能紊乱可能等同于危胁生命的危险，可被视为死本能的一种表达。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死本能是朝向有机体自身的[《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我曾主张：这种危险由于引发了被灭绝的恐惧与对死亡的恐惧，是导致焦虑的首要原因。丽宝的观察所阐释的事实是：生物、生理及心理的因素从婴儿出生时就是密切相关的。我想进一步提出结论：母亲对婴儿持续的关爱与照顾，强化了婴儿与母亲的力比多关系，而这个关系对“体质敏感或是缺乏组织”的婴儿来说，甚至攸关其生存。这一点支持了生本能对死本能的抗争。我在本文与《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本卷）中充分地讨论了这一点。

丽宝医生的结论中，另外一个与我的结论相契合的议题，与她所描述的大约发生在第三个月的改变有关。这些改变可以被视为我所描述在抑郁位置发展时，对应于情感生活特征的生理反应。她说（第643页）：

“在此之前，呼吸、消化与血液循环的器质性活动开始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表示自主神经系统已经掌控了其独特的功能。我们从解剖学的研究知道，胎儿的循环系统通常是在此时被阻断的……大约在此时，典型的成人脑波模式开始在脑电波图上显现……而它们可能意味着一种比较成熟的大脑活动形式。观察显示，情绪反应的发作（虽然不是常能区分清楚，但是明显地表现出正向与负向的方向）涉及了整个运动系统……眼睛聚集良好，能够跟随着母亲的移动；耳朵运作良好，能够区别母亲的声音。母亲的声音或影像产生了正向的情绪反应，在以前，这样的反应只能靠接触来获得，而且现在包含了适当的微笑，甚至是真正的喜悦反应。”

我认为，这些改变与分裂过程的减弱，与自我整合和客体关系的进展（特别是婴儿能够将母亲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感知与内射的能力）是息息相关的，我所描述的这些，都发生在3-6个月进入抑郁位置的时候。

批注二

如果自我与超我关系中的基本调适，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生的话，那么精神分析程序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病人能够回溯性地完成它们。只有通过分析发展的最早期阶段（以及稍后阶段），并且不只分析正向移情关系，也对负向移情关系进行彻底分析，才有可能达成这样的任务。在波动起伏的移情情境中，形成原初超我及客体关系的外在与内在形象（好的与坏的），被转移到精神分析师身上。于是，他必然常常会代表恐怖的形象。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婴儿期的被害焦虑才能被充分地体验、修通且减弱。如果精神分析师倾向于增强正向的移情关系，那么就避免了在病人心中扮演坏形象的角色，而主要是被内射为好的客体。于是，在某些病例上，对好客体的信任可能被强化。但是这样的好处可能很不稳定，因为病人尚未能够体验在早期阶段中同双亲的恐怖与危险方面有关的恨、焦虑与怀疑。只有通过分析正向移情与负向移情，精神分析师才能够交替地以好客体、坏客体的角色显现，时而被爱，时而被恨，时而被赞美，时而被惧怕。病人因而能够修通并缓解早期的焦虑情境。好形象与坏形象之间的分裂减少了，它们变得比较能够被合成在一起，也就是说攻击性被力比多所缓和。换句话说，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其根源上被减弱了。

批注三

亚伯拉罕提到，力比多在口腔水平上的固着，是抑郁症的根本病因学因素之一。他用一个特别的病例来描述这种固着：“在抑郁位置中，他沉溺于对母亲**的渴望，这个渴望是难以言喻的强烈，并且不同于其他任何的事情。如果个体长大后，力比多仍然固着在这一点上，那么就具备了发生重度抑郁症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亚伯拉罕文选》，第458页）

亚伯拉罕的结论，让我们更加了解抑郁症与正常哀悼之间的关联。他用两个病例的摘要片段证实了他的结论，事实上，这是最早接受完整分析的两个躁郁病例（这是精神分析发展中一次新的冒险）。在此之前，很少有发表的临床数据来支持弗洛伊德对抑郁症的发现。如亚伯拉罕所言：“弗洛伊德概要地描述了发生在抑郁病人身上的心理性欲（psycho-sexual processes）过程，他能够从偶然治疗抑郁症病人的经验中获得有关这些过程的一种直觉性想法。但是迄今为止，精神分析文献中并没有多少临床资料被发表以支持这个理论。”（同上，第433-434页）

不过，即使只有通过这少数几个病例，亚伯拉罕已经了解到：在童年期（5岁时）就已经有过真正的抑郁症状态了。他说他倾向称其为“随着俄狄浦斯情结而来的‘原初的情感倒错’（primal parathymia）”，并且总结描述如下：“我们称作抑郁症的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同上，第469页）

桑多·雷多（Sandor Radó）在他的论文《抑郁症的问题》（The Problem of Melancholia，1928）中，更进一步地认为：正在吸吮的婴儿的饥饿处境中，可以见到抑郁症的根源。他说：“在被威胁失去爱的情境（弗洛伊德）中，特别是正在吸吮的婴儿的饥饿处境中，可以发现抑郁气质最深层的固着点。”拉多提及弗洛伊德的陈述：自我在躁狂状态中再次与超我结合为一体，他推论道：“这个过程是精神内在经验（那种发生在吸吮母亲**时与母亲整合的经验）的忠实重复。”不过，拉多并未将这点结论应用在婴儿的情感生活上，他只提到抑郁症的成因。

批注四

我在这两个段落中概述的生命最初6个月的样貌，意味着对我发表在《儿童精神分析》中的某些概念的修正，我在该书中描述了来自各种来源的攻击冲动的混合，我称之为“极度施虐阶段”。我仍然相信：攻击冲动在被害焦虑盛行的阶段达到高峰。或者换句话说，被害焦虑是由破坏本能激起的，并且不断地因为将破坏冲动投射到客体而增强，因为被害焦虑的本质在于它增强了恨意与对客体的攻击，这个客体被感觉为具迫害性的，而这一点又反过来增强了被害的感觉。

在《儿童精神分析》出版之后，我完成了抑郁位置概念的建构，依我现在所见，在3-6个月大时，随着客体关系的进展，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都减弱了，抑郁位置便发生了。虽然我对于“被害焦虑与施虐性盛行两者之间有密切关联”的观点并未改变，但是在日期方面我必须做一个变更：以前，我提到施虐性居于高峰的阶段大约是第一年的中期，现在我认为这个阶段跨越生命的最初三个月，而且对应于偏执——分裂位置（本章第一节有描述）。如果我们假定：攻击性在婴儿身上的总量因人而异，那么我认为这个总量在刚出生时，不会比食人冲动、尿道冲动、肛门冲动及幻想强烈运作的阶段要少。如果只是考虑量的方面（不过，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决定两种本能运作的其他各种因素），可以这么说：当攻击性的更多来源被触及，并且有可能表现出更多攻击性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个分配的过程。越来越多的能力倾向（aptitudes）（身体的与心理的）逐渐开始运作是发展所固有的，而来自各种来源的冲动与潜意识幻想，彼此交织重叠、互动、增强，这样的事实也可以被视为表现了整合与合成的进展。此外，攻击冲动与幻想的混合，与具有力比多性质的口腔、尿道及肛门幻想的混合相对应。这意味着：力比多与攻击性之间的抗争在更宽广的领域上发生了。正如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所说的（第150页）：

“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组织化阶段的一一浮现，我认为不仅对应着力比多在其和破坏本能的抗争中赢得并且建立的位置，而且由于这两种要素永远互相对立，又互相结合，因此也对应着在它们之间逐渐增强的适应性。”

婴儿进入抑郁位置的能力，与在其内部建立完整客体的能力，意味着他已不再像早期阶段那样，强烈地受到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的左右。不断强化的整合促使其焦虑在本质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当客体关系中的爱与恨变得更加综合时，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会引起强烈的精神痛苦——即引起抑郁感与罪疚感。恨在某种程度上被爱缓解了，而爱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则受到恨的影响，结果是：婴儿对于其客体的情绪在性质上改变了。同时，整合与客体关系的进展，使得自我能够发展出更有效的方法来处理破坏冲动，以及它们所引发的焦虑。不过，我们不可以忽视以下事实：施虐冲动（特别是由于它们在不同的区域运作）是婴儿在这个阶段所产生的冲突中最强烈的因素，因为抑郁位置的本质包含了婴儿的焦虑——他担心所爱的客体会因他的施虐性而受伤或是被破坏。

生命第一年中，情绪与心理的过程（重复发生直到5或6岁）可以根据攻击性与力比多斗争的成败来确定；而抑郁位置的修通，意味着在此斗争中（在每一次心理或身体之危机中重来一次）自我能够发展出适当的方法来处理并缓和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根本性地减少并避免攻击性朝向所爱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