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没有家

读一篇谈烈士后代赵一曼之子境遇的文章，暗吃一惊，阴影在胸挥之不去，并生出许多关于家的联想。

赵一曼受命到东北领导抗日工作时，孩子才出生不久。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烈士抱着孩子的那幅照片和那个著名的“遗言”：“宁儿，母亲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但是宁儿，就是后来的陈掖贤，成长情况并不理想。因母亲离开之后父亲又受共产国际派遣到国外工作，陈只好寄养在伯父家。他稍大一点，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性格内向，常郁郁不乐。新中国成立后，生父回国，但已另有妻室，他也未能融进这个新家。

陈的姑姑陈琮英（任弼时夫人）找到陈掖贤，送他到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但他毕业后却未能从事外交工作，原因说来有点可笑，只因个人卫生太差，不修边幅，甚至蓬头垢面。他被分配到一所学校教书，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说组织上对这位烈士子女还是多有照顾，但他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致命的弱点：自己管理不了自己的个人卫生和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屋内被子从来不叠，烟蒂遍地，钱总是上半月大花，后半月借债。组织上只好派人与之同住一屋，帮助整理卫生，并帮管开支。后来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每月工资发下，代管者先替他还债，再买饭票，再分成四份零花钱，每周给一份。但这样仍是管不住，他竟把饭票又兑成现钱去喝酒。一次他四五天未露面，原来是没钱吃饭，饿在**不能动了。婚姻也不理想，结了离，离了又复，家事常吵吵闹闹，最后的结局是自缢身亡。这真是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

陈掖贤血统不是不好，烈士后代；组织上也不是不关照，可谓无微不至；本人智力也不差，教学工作还颇受称道。但为何竟是这样的下场呢？是最基本的生存能力、生活能力过不了关！而这个能力又不是学校、社会、组织上能包办的，它只有从小教育，而且只有通过家庭教育才能得到。赵一曼烈士在遗书中已经预感到这种没有尽到教育责任的遗憾。这种情况如果烈士九泉之下有知，一颗母爱之心不知又该受怎样的煎熬？

一个人品德和能力的养成有三个来源，学校的知识灌输、社会实践的磨炼和家庭的熏陶培养。家庭是这链条上的第一环。人一落地是一张白纸，先由家庭教育来定底色。家庭教育与学校、社会教育最大的不同是：无条件的“爱”，以爱来暖化孩子，煨弯、拉直、定型。学校教育有前提：讲纪律、讲成绩；社会教育有前提：讲原则、讲利害。家庭里的爱，特别是母爱是没有原则和前提的，爱就是前提，是铺天盖地、大包大容的爱。这种博大、包容的爱比社会上同志、朋友式的爱至少多出两个特点。

一是绝对的负责。父母的一切行为动机都是为了孩子，没有隔阂、猜疑，不计教育成本。大人是以牺牲自己的心态来呵护孩子，就像一只老母鸡硬是要用自己的体温把一颗冰冷的蛋焐成一只小鸡，并且一直保护到它独立。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小孩子不吃饭，父母会追着哄着去喂饭；不加衣服，父母追着去给他添衣。有不懂事的孩子说：“我不吃难道你饿呀？”确实，父母肚子不饿，但心中疼。同时又因为有了这种无私的、负责的态度，才敢进行最彻底的教育，不必保留，不用多心，坚决引导孩子向最好的标准看齐，随时涤除他哪怕是最小的毛病，甚至用打骂的手段，所谓打是亲骂是爱。我们常有这样的体会，在成人社交场合看到某人吃相不雅，举止太俗时，就暗说家教不好。但说归说，这时谁也不肯去行教育责任，指破他的缺点了。因身份不便，顾虑太多。皇帝的新衣只有在皇帝小时候由他妈去说破，既已成帝，谁还敢言呢？有些毛病必须在家庭教育中去克服，有些习惯必须在家庭环境中培养，错过这个环境、氛围，永难再补。二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因为有了动机上的无私、负责，才会有效果上的无微不至。孩子彻底生活在一个自由王国中，他所有的潜能都可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就像一颗种子，在春季里，要阳光有阳光，要温度有温度，要水分有水分，尽情地发芽扎根。孩子有什么想法不会看人脸色而止步，不会自我束缚而罢休。甚至撒娇、恶作剧也是一种天性的舒展。这样，他的全部天才基因都会完整地保留下来，将来随着外部条件的到来，就可能长成这样那样的大家、人才，甚至伟人。但是一进入社会教育，哪怕是最初的幼儿园教育都是某种程度的修理、裁剪、规范统一，是规范教育不是舒展教育、创造教育。家庭教育中的无微不至、充分自由、潜移默化将一去不再。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孩子一说去幼儿园就大哭不止。当然，人总得从家庭教育升到学校教育阶段，但绝不能缺少家庭教育。

其实，家庭给人的温暖和关爱，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的教育作用还不止于孩童阶段，它将一直伴随到人的终生。表现为夫妻间、兄弟姐妹间、子女与老人间的坦诚指错、批评、交流、开导、帮助等，这都是任何社会集体里所办不到的。我们细想一下，一个人成家之后在亲人面前又不知改了多少缺点，得到多少鼓励，学到了多少东西。因为家庭成员的合作克服了多少生活及事业上的难题。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继续教育机构，但常忽略了这个终生家庭教育机构，一个独身的人或寄人篱下的人将失去多少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么想来，人真的不能没有个家。

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一个人少了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少了家庭教育、家庭温暖，他至少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不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佛教哲学讲结缘，在人生的众多缘分中，情缘是最基本的，因情缘而进一步结成家庭就有了血缘，进而使民族、社会得到延续。一个人没有爱过人或被人爱，就少了一大缘，是一悲哀；有爱而无家，又少了第二大缘，又是一悲哀。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家庭这个细胞它将无缘发展。虽然，曾有仁人志士说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语，但那是特殊情况，甘愿牺牲小家为了天下人都能有一个安定的家。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牺牲前在其著名的《与妻书》中说：“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赵一曼烈士对儿子说：“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祖国而牺牲的。”乱世舍小家是为救国家，盛世则要思和小家而利国家。历史上也确实有过放大无家思想的实验，但都以失败告终。如太平天国，分成男营、女营，夫妻不得团聚；人民公社搞大食堂，取消小家庭的温馨；“文革”前的干部分配制度，造成千万个家庭的两地分居。近读一则资料，1930年国民党立法院甚至讨论过要不要家庭的问题。可见任何政党都有过“左”的行为，当然都成了历史的泡沫。

最新的一份社会调查显示，人们对幸福指数的认同要素，第一是经济，第二是健康，第三是家庭，然后才是职业、社会、环境等。现在出现的老人空巢家庭、农村留守儿童，都是变革中我们不愿看到的“家”字牌悲剧。但有三分奈何，谁愿做无家之人？恩格斯说家庭就像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再是苹果。独身、单亲、离异、留守、空巢、无子女都不能算是一个完善的家庭。当年林则徐说，烟若不禁，政府将无可充之银、可征之丁。现在如果都由这样的家庭组成社会，国家将无可育之才、可用之才。社会要增加多少本该可以在家庭圈子里消化的矛盾。

《西厢记》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则为天下计，愿情缘血缘总相续，小家大家皆欢喜。

触摸人生的坐标

我相信，社会、历史是以杰出人物为坐标而确定其轮廓的。我曾经长期当记者，经年累月在人海中穿梭，但是一年下来，在头脑里留下印记的只有几个人，再十年下来，能留下印象的仍不超过寥寥数人。余皆飘渺如云雾散去，寂寂似尘埃回落。纵观历史，上下五千年，潮起潮落，人流滚滚，能够为史家所录，为后人所记住的又有多少人？一点不假，群众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但群众总是推举杰出人物来做自己的代表。而历史则筛选出那些有贡献，有个性，占领了各个制高点的人，做自己进程的坐标。他们的名字或者代表一个领域的开拓，或者代表一段历史的过程，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海。他们可能是伟人、名人或者凡人，但是他们所蕴藏的思想和人格的内涵，足够我们驾船撒网去做永远的捕捞。

文学是人学，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体验。最大的体验对象有两个，第一个对象是自然。大自然雄宏博大，气象万千。它借形、色、质的变化进行排列组合，这是一个无穷的数，是一个不尽的过程，是主观的人永远看不尽、赏不够、想不透的。因此不断地激发着我们的情感，激发着我们的艺术创造力。第二个对象是人，是我们自己的同类。因不同的遗传、环境、阅历等因素而排列组合成的人，也是一个无穷的数。正如天下没有两座完全相同的山，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所以我们对茫茫人海的探秘就如对大自然的体验一样，也是永远看不完，说不够的。

我做记者时，每当发现一个杰出人物，就由衷地感叹，环境大致相同，何天地独钟灵毓秀其人。静夜读史，每遇杰出人物便顿觉如登五岳，上天界，峰出云外，风光无限。我越来越相信，人物是社会和历史的杰作。正如大自然在地球板块的断裂、碰撞、隆起中才造得几处奇山秀水，社会历史在奔突冲撞中也才造得一二杰出人物。文学是以发现美为己任的，我们既然可以到山水中去体验美感，体验雄伟与秀丽、险绝与舒展、激越与恬静，为什么不可以到人物的群山中去寻找体验呢？体验他们的创造与失败、奋斗与牺牲、欢乐与悲伤，其所得辉煌之美、深邃之美、悲怆之美，又更在对山水的体验之上。所以，我在细读山水，出版了《名山大川》之后，这几年又人海钩沉，汇成一集，名《人杰鬼雄》。

我的笔就像盲人手中的一根竹杖，轻轻地触摸着这些人生路上的坐标，引领自己慢慢向前。

一把跪着接过的钥匙

报载北京市盖好第一批专供低收入家庭使用的廉价住房，业主代表感激万分，在接钥匙时向领导下跪。报纸以赞赏的口吻报道此事，标题大意是“首个限价房项目某某家园交用，市委书记、市长发钥匙，入住限价房，业主跪地谢”，并配有下跪的大幅图片。这条消息刊发在2009年7月1日，党的生日当天，显然是一项计划好的“送温暖”活动。消息一见报即引起议论纷纷。

自从1944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以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人上下一致的信念。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普通的前辈党员、干部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干部为人民办事是应该的，很自然、平常，没有什么可自诩、自豪、自矜、自炫的。功高如邓小平，他仍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共产党立党为公，绝无一点私利，也绝不要什么回报，包括什么报恩、答谢。今天，我们只不过用纳税人的钱为老百姓盖了几间房，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人民的跪谢，这成何体统？报上登的是一把跪着接过的新房钥匙，而这恰是我们解开执政理念的一把思想钥匙。

下跪人与受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下对上、晚辈对长辈、奴才对主人、受施者对恩人。所以有子女跪父母、学生跪老师、仆人跪主人，而从没有反过来跪的。即使这样也是封建遗风，民主社会任怎样感激、崇敬，有话尽管说，也是不必下跪的。21世纪的今天，忽然冒出一幕小民下跪的镜头，并登之于报，怎能不让人大呼怪哉？这镜头里透出的显然是民在下，官在上；民为子女，官为父母；民为受恩者，官为施恩者。这一跪就是人格问题、道德问题、政治问题。跪者不自爱，受者不警觉，时代大倒退。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体制，于今已九十八年，马上就要一个世纪，封建残余还如此顽固，正应了孙中山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问题是，我们从建党那一刻起，不，从建党前“五四”时期的思想准备阶段算起，就高举民主、平等的大旗，以后为此又不知付出了多少牺牲。现在掌权既久，怎么倒淡忘了初衷？我们不是常说自己是公仆，是人民的儿子吗？假如父母向你下跪，那是什么滋味？

突发之事最见真感情、真水平。这件事是考验我们执政理念的试金石。虽然报上说领导赶快去扶下跪的群众，但我怀疑其内心仍有一种以恩人自居，受人一跪的窃喜。要不，为什么不当场坚决制止，并不许登报呢？当年彭德怀保卫延安，转战陕北，屡建奇功，一次开庆功大会，彭一进会场，看到主席台上挂着他的头像，便勃然大怒，说：“还不快把那张像给我撕下来？”这是真谦虚，动真情。如果这件事能像当年彭总那样处理，坚决制止，并仔细讲清道理，岂不传为美谈？如果报纸报道出来，是多么生动的一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现场教育课，说不定还是一条得奖好新闻。

我还想，如果毛泽东在世碰到这件事，他一定又要写一篇新版的《为人民服务》。大意是：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们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已经走了八十八年，走过了建国，走过了改革开放。我们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但是还不够，还要办得更多一些。因为胜利人民会感谢我们，但我们千万不可骄傲。今天，我们只不过为人民盖了几间房子，发了钥匙，就弄得百姓来向我们下跪，这值得我们深思。这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弄懂党和人民的关系。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还有八种人不很幸福

最近关于什么是幸福的话题突然热了起来，特别是正当两会之际，名人荟萃，代表、委员，包括高官、明星都纷纷在镜头前写自己的幸福公式。但是那些还不够幸福的人却不见出面。我静听静看了几天，虽没有公式，却有一点想法。

幸福的主体是公民个人，要靠自己感受，不能“被幸福”，也不能“贴牌”，更不要“秀幸福”。构成幸福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物质、精神、情感。情感也属精神，但又有区别，特别是对个体的人来说精神偏重于理想、信念，情感更重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里说，马克思的贡献是发现人先得生存，解决吃穿住（物质），然后才是宗教、政治（精神）活动。他还说过，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总和”除政治、经济关系外，很大一块是情感关系，是和谐。总之，人要幸福，离不开物质享受、精神追求和情感支持。这三个方面又依时代、环境不同，随时都有个最低标准，比如恩格尔系数、最低工资规定等。但在特殊情况下，可此消彼长，如为追求理想，短期内牺牲物质利益，亦觉幸福。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正常情况，所以三方面都要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