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独立、兴旺、发达，要靠武力强大、经济独立，更要靠精神自立。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有坚强、勇敢、自信的一面，从文天祥的“天地有正气”到共产党人的自力更生。但也有奴性残余的一面，鲁迅当年就曾为此终身战斗，可惜还是劣根难尽。一个没有了自立意识、自立愿望的人还侈谈什么发展产业。在商品生产上靠贴牌销售终归没有出路，在文化产业上贴牌更是一种自杀。事实上，张家界景区改名的做法已遭到国民的反对。据湖南本地红网，外地凤凰网、环球网做的调查，反对者分别达94%、82%、91%，国内媒体一片批评。事后，当事者解释说是为促销，是民间所为。但不管怎么解释，以一座标志性的名山来试刀，这终是干了一件蠢事，这说明乱改洋名这根神经碰不得。张家界本来是一处发现较晚，大自然为我们保存较好的原生态景观，也因此获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殊荣，祖宗有功，湖南有幸，自应珍重。前几年张家界曾因无序开发，乱建宾馆、电梯，而为了“申遗”又不得不强行拆迁。那一次土折腾，余影犹在，现在又来了一次洋折腾。我们不是每天喊着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吗？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讲话中用了“不折腾”这个词。希望重读一下讲话，真的少来一点折腾。

酒与诗的联想

我曾有幸到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住过几天，那实在是一个美的去处。取名“醉仙居”的大院花木葱艳，太湖石假山后，石雕的牧童横笛骑牛，缓缓而来，现出杜牧那首名诗的意境。我也品过这种古酒，其味之醇，难以言词。记得当时曾缀联以感怀：“杏花一枝，花开千年永不败；竹酒半杯，酒后三日香犹存。”自此，便常愿天下有缘人都能去那胜地一游。

以上本是一段旧事，岁消月磨，渐渐淡忘。不料近读赵越写的《杏花村酒歌》，又惹起我的联想。古人说：“文如饭，诗如酒。”饭，充饥而已。但人们在腹饱之后，或未饿之时，却又离不开酒，它是生活中另一种高级的需要。正像诗，它比之其他文体是更高一级的艺术。制酒曰酿，喝酒叫品，作诗曰赋，念诗叫吟；而无论好酒、好诗，一律统之曰：醇。醇香、醇美、醇厚之谓。诗、酒是相通的，赵越的这首咏酒诗，是有醇味的，香醇、厚远之味。它不是饭，人只有饿时才想起去吃。而是一杯好酒，人们随时都愿捧起品一品，当你读罢后放入抽屉，不时还想取出来再念一遍。我曾是爱读诗、写诗的，但已好有几年再不为之。原因是如大家常说的，诗多好的少，要能写出好句已不敢奢想，就是读诗也常后悔，后悔浪费了时间。而赵越这首《酒歌》，不能算短，凡八十四行，不但可以终续，还能吸引你再读、再品。诗本应做到这一点，但要真能做到这一点很不易。一杯水酒，如果谁要化验它的成分，大概就那几种，可以列出一张表来，但它那品味，则是无法简单确指的。比如汾酒吧，便是入口绵、咽时甜、闭口香，瞬间三变，任你去品。一首好的诗呢，也是这样。这首酒歌，缘物生情，借酒说人，是在讲怎样酿造生活，品尝人生。研究自然科学的钱学森，曾提出一个艺术高低的划分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说出了哲理。但那自然不是说教，否则不如去读社论。正像那酒，如为甜、香，不如去吃糖，不如去寻香料。这是一种“有韵”的哲理，美的韵律，厚的韵味。如酒的香甜。《酒歌》基本上做到这一点了，有较深的哲理挖掘，能让人一唱三叹。我想不必摘出句来为它做广告，还是请读者去自品。

又，汾酒之所以为汾酒，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味道，它不是白兰地，不是威斯忌，是中国的红高粱，中国的清泉所酿成，是中国母亲的乳汁。这首“酒歌”是真正与这种名酒相通的。当许多人正把现代手法作为一种新出路时，作者却反向古老的现实主义开掘。他掘出了一口深井，就像杏花村里那口千年不衰的古井一样，洋溢着沁人心脾的民族情、乡土意。

啊！生活中不可一日无酒，但要好酒；生活中亦不可一日无诗，但要好诗，从中是能品出酒味花香的。它发表在《云岗文艺》一九八三年的第一期上。

肢体导演张艺谋

从来没有说过电影方面的事，因为是外行；更没有议论过张艺谋，因为他是大人物。但最近，张艺谋自己为他的《三枪拍案惊奇》实在闹的动静太大，占住电视屏幕，总在你眼前晃，晃得头晕。就想说几句，并不全关电影，也不关他个人。

为了给《三枪拍案惊奇》做广告，张艺谋表扬他的演员，特别是小沈阳。说他们的长处是肢体表演，比如要表现“恐怖”，一般电影演员是用面部的心理表情，十几秒钟，而小沈阳他们能用全身的肢体，摔倒、爬滚、哆嗦、抽搐、歪眉斜眼、屁滚尿流，十秒的表演可以扩到十分钟。他自以为这种表演和导演手法是新的艺术高峰，其实是掉进了黑洞，张的这段自白可以看作是解读他的电影新作的钥匙。这几天电视上不断展览《三枪拍案惊奇》的拍摄花絮，张亲自演示怎样踢屁股，要求像足球射门那样踢，把腿抡圆，一次不行，两次，直踢了七次。于是，银幕上就满是横飞的肢体，鼻涕眼泪的脸、忽斜忽圆的眼、黑白的阴阳头、变形的胳膊腿……猛看就像毕加索的那幅《格尔尼卡》的扭曲画面。

从表情走向肢体动作，这是进步吗？是退步。二人转作为一种底层民间艺术，原来的缺点有二。一是粗了一些，主要是动作的夸张粗野。二是脏了一些，互相调骂的太多，行话叫“脏口”。约二十年前，我曾专门到吉林，在一个地下表演厅看了一台原始的二人转，要硬着头皮看。赵本山的功劳正是对这两方面进行了改革，救活了二人转，加进了审美。张艺谋不吸收现在的阳光，反而去挖掘过去的裹脚布。张也曾有过好作品，如《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记得他当时说过一句话，自己叙述的功力不够，拍《秋菊打官司》是为补课。新闻和电影本来是不搭界的，但我当时很为他的这种艺术追求所感动，就到处给青年记者讲，写新闻也要学张艺谋这种苦练叙述的基本功。

可惜，我们认真学了，他却浅尝辄止。再一细想，他恐怕始终也没有走出“肢体热”的怪圈。他后来热心搞大型的“印象”，动辄百人、千人，真山水，声、光、电，那就是一种多人运动的大肢体戏。记得在桂林看《印象·刘三姐》，气势虽大，但怎么也找不回当年歌剧和影片的美感，而现场倒是催生出了一个怪产业——卖望远镜。观者都传，远处船上的女演员是**。不管怎么样，在肢体上做文章，恐怕不是艺术的出路。前几年，作家中曾出现过所谓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网上有木子美、芙蓉姐姐之类，虽有点噱头，但并没有什么大成。当然，张艺谋不会走这么远，但也难说。因为《三枪拍案惊奇》炒作的关键词是票房！票房！为了票房价值什么不敢牺牲？况且，玩庸俗本身也会上瘾，就像吸毒、赌博一样。

张艺谋说拍这个戏是为搞笑。搞笑是艺术吗？就算是，也是艺术中很小的一块皮毛。说到底，艺术要给人以美感。人除了物质需求之外，其精神文化需求有六个档次，由低到高分别是：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审美。搞笑属于刺激这一档，是最低档。刺激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需求黑洞，它甚至超过了其他五个档次，因为人由动物变来，有原始性、粗野性。如果不加限制，刺激性的精神产品就有无边的、可怕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扫黄，却不可能完全扫净，但又还得不停地扫。在《三枪拍案惊奇》的宣传推介中，出品人居然在电视上大声喊，不管评价多么不同，只要有人看，能卖钱就行。我们关于精神产品的管理不是一直坚持“两个效果”的标准吗？即市场效果和社会效果。现在怎么自打嘴巴了？这时就不讲政治了？如果要更刺激、更赚钱、更市场一点，把赌场和妓院也开放了岂不痛快？

黑格尔的《美学》，比较艰深难读，但他说出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为狭窄的庸俗的兴趣所束缚的欲望关系，另一种是对艺术品的审美关系，“人们常爱说，人应与自然契合为一体。但是就它的抽象意义来说，这种契合一体只是粗野性和野蛮性，而艺术替人把这契合一体拆开，这样，它就用慈祥的手替人解去自然的束缚。”社会为什么敬重艺术家？是因为他们那双慈祥的手。张艺谋的手似乎并不慈祥，他的作品中总是留恋原始、粗野和野蛮，乐此不疲，总喜欢把戏往下半身导。在高粱地里**，往烧酒锅里尿尿，打架斗殴踢屁股，就是秋菊男人被村长一脚踢伤，踢的部位也必须是**。这些当然刺激，如黑格尔说的也能“起欲望”，也搞笑。但作为一种艺术方向，总这样搞笑下去，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如果当初我们的唐诗、宋词、元曲也这样一路搞笑过来，现在我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不是说艺术不能搞笑，但艺术的方向和本质不是搞笑，尤其它的代表人物不能以搞笑为旗、为业。我们所有的作家、音乐家、画家、演员、导演等艺术家，都应该有一双仁慈的手，为社会、为观众慈航普度，而不是玩弄和亵渎他们。艺术家啊，听听黑格尔老人的劝告吧，看看你的手，是仁慈的？无力的？抑或是罪恶的？

一个有修养的艺术家惜名如金，珍惜自己的艺术生命，绝不推出水准线以下的作品。米开朗琪罗从不让人看他还没有成功的作品，一次朋友来访，只看了一眼旁边正创作中的雕塑，他就假装失手，油灯落地，周围一片黑暗。吴冠中怕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流传于世，竟自己点火烧了一大批画。孙红雷刚在《潜伏》中有了一点好名声，竟去接这样的烂片。童子无知，导演欺人。看来一个演员要修到不让导演误导，不被人倒着演，还真不容易。社会捧红了一个大导演，他却不知自爱，对自己不负责，对演员不负责，对观众不负责，怎能叫人不伤心。或者他原来就没有读几本书，现在又忙于搞笑，不读书，认识水平实在上不去，但文艺研究部门、宣传管理部门哪里去了？谁来导一导这个导演？不是刚换了教育部长吗？快到电影学院去看一看，除了“形体表演”，有没有开“美学”课、“政治”课？文化部除了讲产业发展，下面不是还有一个艺术研究院吗？电影艺术在不在研究之列？我奇怪，每年贺岁片一出，总是异口同声地说“票房、票房”“当日票房”，却没有人出来讲一点艺术的规矩。也许是因为出不起广告钱，媒体不给他们话语权于是只剩下写博客了。尽管电视上不断地老王卖瓜，网上一位八〇后作家还是说他只能给《三枪拍案惊奇》打一分。这一点认识倒是“老少咸一”，看来艺术还不会绝种。

题为根干，戏为枝叶

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全国上下同时盯着一个荧屏。一台晚会要适应十三亿人的胃口，确实很难，大约编导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就把它定位在玩、乐、逗这些浅层次上，以为这样就可以人人接受，人人发笑。不想这正是大弊所在，就像怕孩子看不懂大人的节目，就干脆连大人带孩子一起都轰进儿童剧院里。

晚会的主持和演员是几个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变的旧面孔，语言也老是那几句拜年的话。应该说这些明星在前几年的春节晚会上也曾留下过永不磨灭的光彩。但观众为什么总是不满意呢？主办者经常怪观众期望值太高，而没有想想自己的戏太浅。这浅就浅在有“戏”无“题”，就像应景作文一样，没有找到一个好题目。晚会的编导只着眼在“玩”“闹”“笑”，却没有去研究这笑的源头在哪里，该有什么样的笑。这就决定了这台戏不可能深了。本来明星们都是一上台就自带三分戏的老手。但是一个戏必得有所附着，必得围绕一个主题。这个题就是今年群众心中的焦点、热点。节目要能打动人心，要有分量，必须来自生活。题之不存，戏将焉附？而且作为时令性的、节日性的晚会，每年的焦点肯定不同，要耐心捕捉。这一点，主管部门、导演、编剧都没有意识到，没有作为指导思想。而凡成功的节目都是暗合了这个规律了。当年黄宏、宋丹丹演《超生游击队》，有一个计划生育的主题；黄宏与侯跃文的《打扑克》，讽刺了公司满天飞。都是成功之作。戏借题势，题助戏威，要想出效果就得先有一个好主题，再加上好演员，才能满台生辉。演戏、演戏，观众明明知道戏是假的，但他还是要看，他是想通过假戏看真实的生活，看他关心的那个“题”。题为根干，戏为枝叶。无根之戏，浅如浮萍，再好的演员也演不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