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文章之“炊”，就是由字、词、句之“米”组成的。要使自己的语言准确、生动，便要有足够的后备词句来供选择，这就要记要背。比如那鸟的动作吧，小时作文只须一个“飞”字，就全部解决。后来背的诗多了，脑子里记下许多：燕剪春风、鹰击长空、雁横烟渚、莺穿柳带等，以后再遇到写鸟时，就很少以一“飞”字搪塞了。可现在也常遇到这种情况，那笔握在手里，却晃来晃去，半晌落不下去，好像笔干得流不出墨一样，其实是脑子里干得想不出恰当的词，这时就更恨当初记得少了。

强调背和记，绝不是限制创造，文学是继承性很强的，只有记住了前人的东西，才可能进一步创新。古代诗文中有许多名句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作。宋词人秦观的“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就是从那个暴君隋炀帝杨广“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的诗中化来；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则脱于庾信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就是毛主席诗词中也有不少如“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取于古人的句子。试想王勃肚子里如果不装有前人的那么多佳词丽句，决不可能即席挥就那篇《滕王阁序》。高明的文章家在熟读前人文章的基础上，不但能向前人借词、借句，还能借气、借势，翻出新意。文章相因，从司马迁到韩愈、柳宗元，再而苏武、欧阳修，总是在不断地学习、创造、再学习、再创造。你看，人们现在不是多记住了秦、王等后人的名篇佳句，倒忘了杨、庾等前人的旧作吗？这正说明文学在继承中前进。我们应该多记多背些最新最美的诗文，好去提高语文水平，到时也会压倒秦观、王勃的。

有阅读，人不老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1984年，我的人生有一个小挫折。也许是境由心生，我注意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虽都落实政策回城安排了工作，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很多人身体垮了，学业荒了，不能再重整旗鼓，只有坐家养老，等待物质生命的结束。有一部分“右派”却神奇般地事业复起，演戏、写书、搞研究等，又成果累累，身体也好了，精神变物质。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停止读书，反而趁机补充了知识，补充了生活。我又联想到“文革”中很多学者都是靠读书挺了过来，并留下了著作。如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杨绛的《干校六记》。我当时有感写了一首小诗以自勉：“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也就是那两年，我完成了四十多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和重读了一些理论经典。我的一位官场朋友，受挫折后就去读书，他说读书可以疗伤，后来也很有学术成就。毛泽东在病**一直读书，直到距去世七十多个小时的时候还在阅读。只要有阅读，人就不会倒，不会老。

什么是阅读？阅读就是思考。阅者，看也。但是比看要深一些，它不是随意地、可有可无地观看。是有目的地、带着问题观看，是一个思维过程，边看边想。比如，我们说：阅兵、阅卷、阅人、阅尽人间春色，就不说“看兵、看卷、看人、看尽人间春色”。而对不须太动脑子的，浅一点的东西，消遣、娱乐的，则常说看，不说阅。如看电影、看风景、看热闹、看耍猴，不说“阅电影、阅风景、阅热闹、阅耍猴”。所以当我们说阅读的时候，心境是平静的、严肃的，也是美好的、向往的。

广义来说，人有六个阅读层次，前三个信息、刺激、娱乐，是维持人的初级的、浅层的精神需求，可以用“看”来解决。后三个知识、思想、审美，是维持高级的、深层的精神需求，则只看不行，还要想，这才是真正的阅读，可称为狭义的阅读。现在电子读物盛行，主要承担提供信息、刺激和娱乐的任务。它的特点是快捷、方便、形象，但也带来另一个问题，浅显、浮躁，形象思维多，逻辑思维少。这有点像计算器的普及，很多人就不再费力心算。电视上播放德国的一个街头测问，多数人背不出九九表。这作为生活实用可以，但作为人的思维训练、生命进化，却是一大缺陷。钱学森年轻时在美国读书，几个好朋友相约，大家都不看电视。他到晚年还自己剪贴报纸。文字有一种神奇的诱导人思考、丰富人精神的功能。我注意观察，很多干部家里没有书架，好像既然有了饭碗就不用再读书，这是一种精神缺失。一次给某地机关干部讲读书，我说阅读是为了精神生命的成长和延长，要把这种精神生命延伸到下一代去。就算你自己实在不爱看书，为了后代，也希望你能在家里装出一个爱读书的样子。散场时，有人边走边说：“今天回家后，不读书也要装装样子了。”一说到为了后代，这个道理一下就明白了。

家里摆钢琴不如买一本好诗集

人生不能无诗，童年更不能无诗。条件好一点的家庭注意对孩子专门的选读古诗和辅导，差一点的也会教一些俚语儿歌。这是一种审美启蒙、情感培养和音乐训练。

我大约在小学三年级开始背古诗，中学开始读词。除了语文课本里有限的几首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课外阅读。最早的读本是《千家诗》，后来有各种普及读本《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及《唐诗选》《唐诗三百首》，还有以作家分类的选本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学时正是“文革”前中国社会相对稳定，重视文化传承的时期，国家组织出版了一大批古典文化普及读物。由最好的文史专家主持编写，价格却十分低廉，如吴唅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几角钱一本；中华书局的《中华活叶文选》，几分钱一张。那是一个书本廉价、知识尊贵的时代。我现在还保存有一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的《宋代散文选注》，九十六页，只有两角八分钱。不要小看这些不值钱的小书、单页，文化含金量却很高，润物无声，一点一滴给青少年“滴灌”着传统文化，培养着文化基因。这是我到了后来才回头感知到的。

和一般小孩子一样，我最先接触的古典诗人是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中总有一些奇绝的句子和意境（意境这个词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觉得很兴奋，就像读小说读到了武侠。如：“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并不懂这是浪漫，只觉得美。后来读到白居易《卖炭翁》《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又觉得这个好，是在歌唱中讲故事，也不懂这是叙述的美，现实主义风格。总之是在朦胧中接受美的训练，就像现在幼儿学钢琴、学跳舞。后来读元曲，马致远《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不说人，不说事，只说景，推出九个镜头，就制造了一种说不出的惆怅的味道。这就是王国维讲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要想后来能够领悟，就要预先播下一些种子，这就是小时候的阅读。

一说古诗词，人们可能就想到深奥难懂。其实古人的好作品恰恰是最通俗易懂的。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李清照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都明白如话，但又不只是“白话”，这里面又有音乐，有图画。因为诗的功能是审美，并不是难为人。

古诗词的阅读价值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二是意境的美，三是音韵的美。后两个都是审美训练。这是每个人的写作都要用到的。我们常说，文章美得像诗一样，就是指文章的意境和韵味。在所有文字写作中，只有诗词，特别是古典诗词是专门来表现意境和韵律的美感的。为什么强调背诗词，就是让这种美感一遍又一遍地濡染自己的心灵，浸透到血液里，到后来提笔写作时就会自然地涌流出来。除了古诗我还抄写、背诵了很多新诗。这都变成营养，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文章写作。现在一般人家节衣缩食给孩子买钢琴，倒不如备一本精选的诗集。因为成人后，一万个孩子也不一定出一个钢琴家，倒是有一千个人工作后要写文案，一百个人会当作家，而且每个人在成人前都得先当学生写作文。

读经典，收获的是“种子”

什么是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典标准有三：一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二是上升到了理性，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三是经得起重复引用，能不断释放能量。由于长期的文化积累与筛选，每个领域都有各自的经典。而更高层次的是理论和学术经典，特别是政治与哲学方面的经典。

一般人，特别是文学爱好者常误认为政治、理论枯燥乏味，干瘪空洞，不如文学那样水灵、煽情。这是因为文学与理论属不同的思维体系，一个是形象思维，一个是逻辑思维。他虽感觉到了这个不同，但不知道作为形象思维的文学只有借助理性的逻辑思维才会更深刻，从而更形象、更生动。就如我们常说的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记忆。这中间有一道门槛，翻过之后，就是一片高地。

我们这一代人赶上“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一个半被动、半主动的经典学习运动。说它被动，是因为那是一个特殊时期，一场运动，人人学，天天读，你不得不学；说它主动，是因为毛的文章确实写得好，道理深刻，文采飞扬，只要一读开，就能吸引你自觉地读下去。

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不认真听课，却去翻书上的插图。有一张《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我一下子就被开头几句所吸引：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欣欣向荣、愁眉锁眼、甚嚣尘上、打入闷葫芦”这么多新鲜词，我不觉眼前一亮，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是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我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开始读毛文的，并不为学政治，是为学语言，学文章。

我对马、恩著作的阅读也是半主动、半被动的。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革”以前，囫囵呑枣，如私塾背书一样，只是储存了下来；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结合形势重新验证马恩的观点，又去主动温习。因为我是学文科的，后来又做新闻，一方面是专业要求，一方面是工作需要，所以读了不少也忘了不少。留下印象的有《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一些原理是刻骨铭心的。比如，“环保”这个概念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可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抵消了。”（《自然辩证法》）这种深刻、彻底，你不得不佩服。又如，“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神圣家族》）多么朴素的真理。一部经典不可能全部背下来，只要做到读懂原理，知道观点，记得一些警句，要用时能很快查找出来就够了。

经典作品里总是有原理体现。马恩作品里有一般社会原理、哲学原理；毛泽东作品里有中国社会的政治原理；黑格尔的作品里有美学原理。哪怕每一个小的学术分支，只要它够得上经典，就必然会揭示出某一部分的原理，或者可以说，只有含有一定原理的作品才能够得上是经典作品。比如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当年我二十多岁，读它时还没有从事新闻工作，书中也不讲新闻。但是它关于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原理，却指导了我后来几十年的新闻写作与新闻管理。这也反过来说明，阅读，不管读哪一类作品，一定要读经典，这样你收获的就不只是粮食，而是种子；不只是几条鱼，还有渔具、渔法。当然，再经典的作品也只能作为客观的阅读对象而存在，要收到好的阅读效果，还得发挥阅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利用这颗种子，种出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黑箱·灯笼·灯塔

我认为写文章有三法，简称之：黑箱、灯笼和灯塔。

“黑箱法”是科技术语，指我们平时从事某项工作，可以知其然，但不必知其所以然，只了解它的结果就够了。如开汽车不一定要知道汽车的全部构造及生产过程；品酒员不一定会造酒。我们从事某项工作时，可以把以前的工序都看作是一个“黑匣子”，而不必管它里面装着什么。写文章也是这样，有的人文章通顺、风趣、情节曲折生动，但并不一定懂得多少文章作法，只是看得多了，心里又有话要说，发而为文。我自己曾偶然写了一篇山水散文《晋祠》，不想被收入中学课本，归入说明文单元。有人说这不是说明文，是散文；有研究教材的论家说这不是散文，是说明文，艺术性说明文。而我在写作时，确实早忘了还有说明文这一文体，更不知什么叫艺术性说明文，算是瞎猫碰着死耗子。现实生活中用“黑箱法”写作的人是多数。

“灯笼法”是指不完全摸黑走路，手中有个灯笼照明。作者确实研究过语法、修辞、文体，懂得一些为文的技巧和规律，知道文章的风格类别。比如：读李白，“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便知这是“顶真”，求蝉联之趣；读鲁迅，“‘雷峰夕照’的真素我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便知道这是倒装，以加强语势。以后写文章就不只是照着样子写，而是按规律写了。写作除了多读书、多实践使文章有内容外，还要知道一些写作的基本路数，有一个灯笼照路。相当一批作家是达到了，但又只停留在这个水平。

“灯塔法”是指高瞻远瞩，其光亮不只照脚下一片，还可远及周围相当的距离。即不只懂一点文章写作知识，而且对文学和其他门类的艺术也都熟悉，对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有涉猎，古今中外都有研究。这样就不是手握灯笼只照眼前，而是四野八荒了了在目，尽可纵横驰骋。群峰迭起，透逸不绝，随时都可借来他山之石。

中国近现代有一批文章大家，如梁启超、鲁迅、徐志摩等正是这样。他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又处在历史的接口处。所以，无论为诗、为文，总能让人感到诗文后面那广博的学识，那深远的背景。文章要做到这种程度算是最高品位了。

用“黑箱法”写出来的文章是一棵没有根，或根须很浅的树，用“灯笼法”写出的文章是只有主根而侧根不多的树，而用“灯塔法”作出的文章则是一棵根深百尺、须达数里的参天巨木。唯有这种巨木才经得起历史的风雨，有极强的生命力。我们要扎下深深的生活的根须，才能培植起自己文章的大树；要架起高高的知识的灯塔，才能使文章之舟冲出死寂的港湾，搏风击浪，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