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读一篇好文章好比是选一件做工精致的红木家具，你随便摸着哪个地方，轻轻敲一下，很满意，不由得再四处抚摸一下，就更证实了这种感觉。又像一块衣料，用手指捻一下，好；用手背贴一贴，手掌握一握，仍然好。文章的好，是说作者已经达到了一个基本水准，他的语言，他的思想，他的综合技巧。就好像盖房，一起手用的就是钢材、有机玻璃、铝合金这些高档建材，而不是土坯茅草。所以它就耐看，处处都好看，从头至尾都经看。作者的基本功不到家，玩一点花架子，也许能收一时之效，譬若用茅草搭了一个野味的小棚，或者在泥房子上镶了一个铝合金窗户。但这终究够不上高档，要想以这种作品传世就更是可笑。我们常说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不可卒读，就是因为它够不上这个标准。我也常用这个抽查的办法对付其他的艺术，比如看电视剧，盯住屏幕看五分钟，不能吸引人就换台。因为一个演员，有五分钟的时间足可以展示他的才华，如果展示不出来，说明他本来就没有。

学问不问用不用，只说知不知

近日去看望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谈话间我提到：“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对现在有什么用？”先生说：“学问不能拿有用无用来衡量，只看它是否精深。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

一语如重锤，敲醒了我懵懂的头脑。

是的，对学者来说，做学问单单是为了有用吗？显然不是。不但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时不这样问，就是哥白尼研究天体运动、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都不这样问。如果只依有用无用来衡量，许多人早就不做学问了。哥白尼直到临死前，他的《天体运行》才出版，这时他已双目失明，只用手摸了一下这本耗尽他一生精力的书便辞世了。开普勒发现了众星运动规律后说：“认识这一真理已实现了我最美好的期望，也可能当代就有人读懂它，也可能后世才有人能读懂，这我就管不着了。”类似的话许多学者、科学家都说过。

他们不管，谁来管呢？自然有下一道程序，由实践层面的人：技术人员、设计师、企业家、管理者、政治家等去管。社会这样就接续发展，科学技术、学术就这样不断进步。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后，又经过了四十年，这期间通过许多技术人员包括组织管理者的努力，第一颗原子弹才爆炸。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稍有区别，但也有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要人去静心研究。马克思本来身在工人运动第一线，当他深感工人运动缺少理论支持时，就退出一线去研究《资本论》等理论（当然，他还是同时关心着实践）。当时他已穷得揭不开锅，说：“从来没有像我这样一个最缺少货币的人来研究货币”。如果为了有用，他最应该去经商，先赚一把货币。他的经济、哲学、社科理论让后来实践层面的革命家、管理者演绎出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

原来知识是分上游、下游的。上游是那些最基本的原理，解决规律层面的问题；下游是执行和操作的方法，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上游是科学，下游是技术；上游是学术，是思想；下游是方案，是行动。由于科学、学术的超前性，许多科学家、学者经常看不到自己学问的实用结果。但他们并不悲伤，并不计较，他们不管用与不用，而只管知与不知，只要不知道的事就去研究。就像煤矿的掘进队，只管掘进，而把煤留给后面的采煤人。梁启超说，做学问不为什么，就为我的兴趣，为学问而学问。他们虽说不问为什么，但他们坚信知识对人类有用。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事实上，每一项新知识都对人类产生了重要作用，有的简直是惊天动地。伦琴、居里夫人、卢瑟夫等一批研究放射性、原子能的早期科学家，并没有想到后来的原子弹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就是季羡林先生也没有想到他研究的梵文、吐火罗文，在四十年后让他破译了一部天书，补回了一段历史。

正因为这样，我们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包括对未知世界、对自然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重。因为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而面对茫然的未知世界，那些勇敢拓荒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治学时不问有用无用，正是因为他们讲大用而不计小用，看将来而不计眼前，为人类之大公而不谋个人小利。这些以学问为乐趣，为人类不断扩充知识边界的人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而他们在探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治学态度和做人准则，对后人来说比他们提供的知识还重要。

追求理性的美丽

北岳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当代作家散文随笔》丛书，向我约稿。十几年来我对北岳文艺出版社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因为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夏感与秋思》是十二年前由这个社出版的。十二年后，他们又来约稿，这倒提醒我，这些年我的散文创作有什么进展呢？如果说有，就是更多了一些思考。

当年出第一本集子时，我想起一个思考味较浓的名字，不想这一“思”就是十二年。这十二年间，前十年主要还是写山水，最近两年写点人物。但不管是面对山水还是人物，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追求一个“理”字，追求理性的美丽。每当遇到一个新题材时，我总是如玉工面对一块坯料，要想很长时间，才敢下刀。如《永远的桂林》就想了一年，《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想了六年，《大无大有周恩来》，1978年写过第一篇，1998年又写了第二篇，可以说想了二十年。有些题材，如西藏、九寨沟、张家界、黄山，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个头绪，也不敢提笔。想什么呢？想悟出一点新道理、新说法。因为对一个作者来说，语言，这一篇或那一篇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对一处景或一件事来说，这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的叙述也不能有太大的出入。唯有理，同一个事物在不同人眼里会生出不同的理；同一个作者，见到不同的事物，会生出不同的想法。正如哲学家讲，在大自然所创造的世界上，找不出两片相同的树叶，所以大自然才丰富美丽。同样，我们人工所创造的精神世界里也不应该有两篇相同的文章，这样精神世界也才丰富美丽。

只有哲理才会永恒的美丽。

警惕学习的异化

近读《中国档案报》编辑出版的一本《解读尘封档案》，其中详细记录了“文革”中《毛主席语录》的编写过程，思考良多。1959年9月，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第二年提出军队要掀起学毛著**，并说训练、生产都不能冲击学习。1961年4月又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解放军报》要登语录。于是军报开始在头版登语录。1965年8月1日，六十四开本《毛主席语录》发行，每个战士一本。地方上起而效仿，1964年5月到1965年8月，军队为地方代印《语录》一千两百余万册。1966年12月17日，全国各报发表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到“文革”中，《语录》已正式由新华书店发行，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印刷，几乎人手一册。1971年“9·13”事件发生，《语录》热戛然而止。应该说，当年的语录热，对普及毛泽东思想作用很大。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常识也是那个时候垫的底。但万事不可太过，过则走向反面。学习本是一种自觉的探求，冷静的辨别，科学的实践。求不得轰轰烈烈，更不能搞成运动。既成运动，便来如潮涨，去如潮落，就躲不开涨潮时的盲目和退潮时的寂寞。寂寞之后当然应该有思考。

其实，任何事物，除内容之外还有形式。形式这种东西有自身的价值，便总想脱离内容，闹出点动静来展示自己的独立。如诗词，人们发明了格律，它是形式，但只是诗词的一部分，于是就有人以为只要按格律填上字就是写诗作词。生活中许多人就这样求于形式，止于形式，因为这比内容要容易掌握。于是就本末倒置，就异化变味，生出许多有违初衷的事。如吃饭，当七碟八碗，桌上有鲜花，眼前有乐舞时，那早已不是为吃；如服装，当它变成了舞台上模特身上的奇装异服时，那也早已不是为穿了。而一个事物每当形式完全俘获了内容时，它也就走到了尽头，不再会有生命力。形式愈完备，愈烦琐，生命就愈僵化，愈近停止。八股文是这样，“文革”中的手捧《语录》“早请示、晚汇报”也是这样。过去，我们不知经过了多少学习运动，现在不少地方也在这“学习化”、那“学习化”，口号喊得震天响，什么领导动员、讲演比赛、有奖问答、开卷考试、辅导验收，不一而足。公款买的学习用书，发了一筐又一筐。学习已经被异化为一种形象工程或应酬行为。

近日纪念改革开放30年，重读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关于读书与学习的一段谈话。他说：“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据家人回忆，小平确实没有读完《资本论》，但《列宁全集》是仔细读完了的，那是他在江西落难的时候，在那个被软禁的小院里，小楼上的灯光彻夜不熄，他在结合读书思考执政党如何治国的问题。据身边的人讲，小平在视察工作时总是多问少说，静静地听。在读书时，不勾画，不批注，静静地想。他是最不爱虚张声势、弄出点什么动静的人。在南方谈话中他还说：“你们查一查，我们三中全会以来所做的决定，哪一条是从马列主义的书上抄下来的，没有。但是你再查一查，我们哪一条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没有。”

当年林彪硬把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件好事异化成狂热的个人崇拜，而他自己乘机篡权。而邓小平却因坚持实事求是遭毛主席一批再批，到主席去世前一年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主席去世后，邓却力主搞一个《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指出决议的关键是要肯定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宁可不搞。诚如他说的，“我就是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这是真读书，真学马列毛泽东思想。有小平倡导的这种学习精神，我们才会有今天的好局面。

两类出版，两种阅读

“世界读书日”前后，不由地逛了逛书店，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课本、休闲、快餐式的消费型读物大都摆在显眼位置，占据了主要书架，而严肃的图书多放在偏僻处，数量也极少。一个老问题又回到了心头：一个社会该出版什么样的书、读什么样的书？

书籍有多种功能和分类，但是简而言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型的图书，它们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短期的需要，服务于某一暂时的目的。如菜谱、旅游指南、礼仪、社交技巧等实用型读物；一类是积累型的图书，如政治理论、文学艺术、学术专著及各种专业图书。主要功能不是为了人们眼前的需要，而是为读者提供思想，为社会积累文化。这两种书籍都是我们生活中必须有的，但应有个适当的比例。

两种出版物的一冷一热，让人担忧。积累型图书的出版对于文明的传承、人格的养成、人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应引起足够重视。这种积累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事后积累，即对实践的成果进行总结，筑成新的台阶，让后人从这里起步。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在总结前人草药方面的实践后积累成书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总结前朝的兴替之后成书的。还有一种是超前的积累，主要是指思想理论、学术上的成果，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以科学史为例，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相对论，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超前了四十年。李四光1952年完成了《中国地质学》一书，提出了构造体系地质力学新概念，十多年后，在其指导下发现了大庆、胜利等油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是这样。这些理论的提出，必须以书籍作为载体，积累下来，承载下去，才能指导当时和后来的实践。这是一种思想、理论的积累。人们已经注意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转化”，就是把思想成果转化为实践，传给后人。书籍就是这个转化的载体。我们常说，如果没有先哲的思想，我们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但如果没有图书来承载，先哲的思想光辉很难流传。

与两类出版物相对应的，是读者的两种阅读。一种是消费型阅读，满足人们对日常生活知识的需求。一种是积累型阅读，它培养人的世界观、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对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必不可缺，特别是对青少年成长，更为重要。两类出版物的冷热不均，折射出积累型阅读的不足，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将严重影响文化“后劲”，没有足够的“蓄势”，会影响创新，影响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经济学上有个术语，叫“恩格尔系数”，指人们用于食品的最基本消费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恩格尔系数就越小。一般说来，恩格尔系数59%以上为贫困。作为精神产品的图书消费，也应该有这样一个系数。根据消费型图书占整体图书的消费比例，可以看出社会文化的发达程度，比重过高，则说明社会的文化水平、创新能力较低。现在很多基层新华书店的销售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消闲、娱乐和其他消费型畅销书。这个系数恐怕早已不是59%能打住的。

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花不同。年年有个读书日，希望每年的阅读都能有一个新进步。

背书是写作的基本功

语文学习的方法固然很多，但我以为最基本的也是最简便的办法之一就是背书。

一切知识都是以记忆为基础的，语文学习更是如此。要达到一般的阅读、书写水平，你总得记住几千个汉字；要进一步使文字自然、流畅、华丽、优美，你就得记住许多精词妙句；如要再进一步使文章严谨、生动、清晰、新奇，你就得记住许多体式、结构。正像跳舞要掌握基本舞步一样，只有肚子里滚瓜烂熟地装上几十篇范文，才能循规为圆，依矩成方，进而方圆自如，为其所用。至于文章内容的深浅，风格的高下，那是其他方面的修养，又当别论。

当然，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便于记忆，所以教师指导学生学习时要尽量讲清字、词、文章的含义。但遗憾的是人脑的生理规律正好相反，年轻时长于记忆，稍长时长于理解，如果一切等理解之后再记便会“失之东隅”。因此有必要少时先背诵记忆一些优秀诗文，以后再慢慢加深理解。我国古代的幼儿语文教学多用此法，现在国外教育也很注意这点。前苏联在小学低年级教材中就加进普希金的诗歌，让学生背诵。这种知识的积累方法，好比先贮存上许多干柴，以后一有火种，自然会着。前不久，我在娘子关看瀑布，那飞泉后的半壁山上长满青苔葛藤，密密麻麻，随风摆动。我观察良久，总难对眼前景物加以描绘。猛然想起柳宗元《小石潭记》里“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描写，何其传神！当初对柳文只是记住了，理解得并不深，现在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印证，便立即融会贯通。这有点像老牛吃草，先吃后嚼，慢慢吸收。但是假如牛事先不吃进草去，它闲时卧在树下，就是把自己的胃囊全翻出来，也是不会反刍出新养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