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人之初性恶性善之争。我却说，人之初性本愚，只是后来靠读书才解疑释惑，慢慢开启智慧。凡书籍所记录、所研究的范围，所涉及的东西，他都可以到达，都可以拥有。不读书的人无法理解读书人的幸福，就像足不出户者无法理解环球旅行者或者登月人的心情。既然书总结了人类的一切财富，总结了做人的经验，那么读书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知识、才能、气质。当然读书之后还要实践，但这里又用到了高尔基的那句话：“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如果你脚下不踏一梯，你的实践又能走出多远呢？那就只能像一只不停刨洞的土拨鼠，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吃穿二字。你可以自得其乐，但实际上已比别人少享受了半个世界。

一个人只有当他借助书籍进入精神世界，洞察万物时，他才算跳出了现实的局限，才有了时代和历史的意义。古语云“读书知理”，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掌握了世界。所以读书人最勇敢，常一介书生敢当天下。像毛泽东当年不就是以一青年知识分子而独上井冈，面对腥风血雨坚信必能再造一个新中国，他懂得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个理。像马寅初那样，敢以一朽老翁面对汹汹批判，而坚持到胜利，他懂得人口科学这个理。他知道即使身不在而理亦存，其身早已置之度外。

读书又给人最大的智慧。爱因斯坦在伽利略、牛顿之书的基础上，发现相对论，物理世界一下子进入一个新纪元。马克思穷读了他之前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一下子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他们掌握了事物之理，看世界就如庖丁观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是常人之所难及。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读书造人，你要成为某方面有用的人，就得攻读某方面的书，你要有发现和创造就得先读过前人积累的书。毛泽东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以总结，历史也就真的产生了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巨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族的或者世界的伟人，必定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书最多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历史长河中的旅人，上船时既得到过前人书的赠礼，就该想到也要为下一班乘客留一点东西。如果说读书是一个人有没有求知心的标志，那么写作就是一个人有没有创造力和责任感的标志。读书是吸收，是继承；写作是创造，是超越。一个人读懂了世界，吸足了知识，并经过了实践的发展之后才可能写出属于他自己而又对世界有用的东西，这就叫贡献。这样他才真正完成了继承与超越的交替，才算尽到历史的责任。写作是检验一个人的学识才智的最简单方法，写书不是抄书，你得把前人之书糅进自己的实践，得出新的思想，如鲁迅之谓吃进草，挤出牛奶。这是一种创造，如同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要智慧和勇气。小智勇小文章，大智勇大文章。唐太宗称以铜为镜、以史为镜、以人为镜，其实文章也是一面大镜子，验之于作者可知驽骏。古往今来，凡其人庸庸，其言云云，其政平平者，必无文章。古人云“立德立言”，人必得有新言汇入历史长河而后才得历史的承认。无论马、恩、毛、邓，还是李、杜、韩、柳，功在当世之德，更在传世之文，他们有思想的大发现大发明。我们不妨把每个人留给这个世界的文章或著作，算作他搭乘历史之舟的船票，既然顶了读书人的名，最好就不要做逃票人。这船票自然也轻重不同，含金量不等，像《资本论》或者《红楼梦》，那是怎样一张沉甸甸的票据啊。书的分量，其实也是人的分量。

不读书愚而可哀，只读书迂而可惜，读而后有作，作而出新，是大智慧。

书籍是知识的种子

一天，一位编辑给我送来一本大书，极好的画报纸，九寸宽，一尺三寸长，十五斤重，实在无法捧读。想放在书架上，插不进去，只好放在茶几上，压了八个月，茶几也不堪重负，不得已，将其请出了办公室。现在的书不求内容的凝练，却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奢华，摆设功能正在悄悄地取代阅读功能。一次在大会堂碰见了出版界老前辈叶至善老人，他深有感慨地说：“书是越出越多，越出越大，一些儿童读物也动辄几大卷，一厚本，孩子们怎么翻得动？”书出得多一些、好一些，本是好事，但徒求其形，不究其质，多而不精，就堪忧堪虑了。

既然读书的人都觉得太多太滥，编书的人为什么还一个劲儿地出呢？抛开经济利益不说，这里有一个贪大求名、以大为荣、大即有功、大可传世的大错觉。

一本书之所以成名传世，不是因为其字多大，而是因其内容之精，代表了当时某一领域的知识顶峰，后人可赖以攀登。历史上有没有大书，有。但它首先不是大而是精。《史记》是一本大书，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写到汉代，凡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作者整整写了十六年。它在记事、析理及文学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精字，成了后人治史为文的楷模。《资治通鉴》是一本大书，但作者一开始就是从求精的目的出发，他深感到《春秋》之后到北宋已千余年，只主要的史书就已积存了一千五百余卷，书实在是太多了，一般知识分子一生也难卒读，因此有必要辨其真伪，撮其精要，写一本既存史实又资治国的好书。他精心工作了十九年，终于完成了这本以史为镜、明兴替之理的大书，大大影响了以后的中国历史。《资本论》是一本大书，但这主要不是因为它浩浩万言，而是因为它揭示了在这之前别人还没有发现的关于剩余价值的原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无论是司马迁、司马光还是马克思，他们所完成的书虽然很大，但相对于从前浩瀚的书卷，却是精而又精了。

即使这样，一般读者对这种大书仍然不能通读，主要影响读者的还是其中精辟的章节和主要的观点。再大的书也只能把精髓集中于一点，就像关公的大刀再重，刀刃也是薄薄一线；张飞的蛇矛再长，矛锋也是尖尖的一点。精髓不存，大书无魂；精髓所在，片言万代。一篇《岳阳楼记》代代传唱，皆因其“先忧后乐”的思想；一篇《出师表》千年不衰，全在它“鞠躬尽瘁”的精神。文无长短，书无大小，有魂则灵，意新则存。所以，许多薄篇短章仍被作为宏文巨著载入史册，甚至有的还被史家以此来划分年代。

1543年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始，就是因为这一年出版了两本科学专著：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1905年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开端，因为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了震惊世界的相对论。但这个宏论却是发于当年的《物理学纪事》杂志上的三篇薄薄的论文。三十年后一支反法西斯志愿军缺乏经费，只求爱因斯坦将这杂志找出来将文章重抄了一遍，就拍卖了四百万美元，武装了一支军队，真是字字千金。这些书从字数来说比起我们现在动辄千万言的“大系”“全书”来，算是豆芥之微，但其作用之大却如日月经天。写书本来就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现在却有点“学者不知书滋味，为成巨著强凑字”。因常写东西，我有时也闭目自测，到底对自己的写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哪些书，细想下来竟大都是一些短篇。中学时背过一些《史记》列传、唐宋文章，在以后的散文和新闻写作中，时时觉得如气相接，如影相随。打倒“四人帮”后，又得以重新细读朱自清、徐志摩，自觉又如被人往上推了一把。70年代末，无意中看到一本薄薄的新校点的《浮生六记》，语言之清丽令人如沐春风，一见就不肯放手，以后又研习再三，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写作《科学发现演义》时，知识和资料却全部来源于各种科普和科学人物的小册子。因为这些小册子都是从千年科海中打捞出来的最精的实货。大约一般人的读书心理总是寻找林中秀木、沙滩珍珠和羊群里的骆驼，总是想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有用的知识，所以小而精的书利用率最高。

本来书籍的功能就是积累知识，没有积累，不能把有价值的东西留传给后代，书籍就没有生命。前人论书的本质和功能大多集中于这一点。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阶梯者，不断向前延伸也。赫尔岑说：“书，就是这一代对另一代人的遗训，就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是行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走来接替他的岗位的站岗人的命令。”既然是遗训、忠告、命令，当然要尽量提炼出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再将其压缩在最精练的文字中，哪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动辄百万言、千万言地拉杂。古人讲“立言”，言能立于世必得有个性，不重复，有创造。所以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想顺着他的意思可以这样说：“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著书必求传后世，立事当作空前谋。”牛顿说，他的成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那是因为巨人们用一本本的书搭成了一条台阶，托着他向上攀登。牛顿的脚下踩着哥白尼的《天体运行》、伽利略的《对话》，而爱因斯坦又踏着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给后人留下了相对论。

书籍是什么？我觉得还可以说书籍是知识的种子。50年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东北某地挖掘出一粒在地下埋藏了千年的古莲籽，经过精心培育，居然发芽长叶开出了一朵新莲花。如果当时埋在土里的不是一粒种子而是一团枝叶呢？我们现在挖出的就只能是一团污泥。1865年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发现了生物遗传规律，他在一次科学会议上宣布后，竟无一人理解。第二年他将此写成论文发表，并分藏到欧洲的一百二十个图书馆，直到三十四年后才又被人重新发现和证实。若没有这些书籍做种子，埋种在先，科学不知要被推后多少年。今天，如果我们凑够字数就出书，那就是在田野里播种萎谷，看似一片茂盛，到秋天却颗粒不收。这样既浪费了今天的资源，又断绝了子孙的口粮，何必这样做呢？

好书耐抽读

要检验一本好书，我的办法是，任翻一页，读上一段，能把你吸引，这就是好书。如果一本书，非要等到全部读完才能说好，那么这本书实际上够不上好。

我的这种体验，第一次是从《毛选》引起。当时在中学读书，上历史课，不专心听讲，却去翻书中的插图，这一翻却翻到一页影印的《新民主主义论》，出于好奇，我趴在书上细细辨认那些小蚂蚁串似的影印字，一段文字跳入眼帘：“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我心中怦然一动，因为这文字十分有色彩、有个性、有扭力，这和我想象的硬硬邦邦的政治文字大大不同。我放学回家便翻出父亲的《毛选》，居然一读而不可收，将大部分文章读完了，那年我才15岁。现在说来可能人都不信，我读《毛选》竟是这样开始的。当时也还没有后来那样的学《毛选》运动。说实话，我读《毛选》，并不是学政治，而是当文学来读，是因为它的文字美。正是这种文字的美把我导向政治、哲学和历史。第二次体验是读秦牧的《艺海拾贝》。现在我还记得清楚，那是在太原市解放路人民市场旁边的一家书店。那时口袋里的钱不多，不能买书，最好的办法是蹲书店。当时书店的服务态度也真好，服务员看着我们这群小“书丐”，看完一本又给取一本，就像一个农妇，很大度地看着一群麻雀欢快地啄食自家门前的谷米。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翻开《艺海拾贝》，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想象的羽翼可以把我们带到古代去，在一家家的门口，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在劳动，在饮食，在希望，在叹息，可惜隔着一道历史的门限，我们却不能和他们作半句的交谈！但怀古思念，想起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民是几千年历史中第一次真正挣脱了枷锁、逐渐离开了鬼神天命的羁绊的农民，我们又仿佛走出了黑暗的历史隧洞，突然见到耀眼的阳光了。”这就是那篇有名的《社稷坛抒情》。我一下被这美丽的意境所吸引，跟着作者去做了一次深沉而浪漫的神游。接着尽搜口袋里的零钱买了这本书。这是我的第一本自己在书店里买的书，没想到以此为契机，以后我也写起了散文。

一部好的书随便翻一页，就能留住读者的眼，一篇好文章任读一段，都能吸住人的心，这叫通篇锦绣，字字珠玑。就像一碗汤，不一定非得等到把一整碗都喝下去才知道它好，只要尝一口就行了。我到过九寨沟、张家界，这里风景的美，可以这样来形容：你用不着刻意选景，随便一抬手就是一幅好照片。一本好书要能经得起抽读，就像一种产品能经得起抽查。钱钟书的《围城》，我试过，可以闭上眼睛任翻一页。你看这些段落：

苏小姐才出来。她冷淡的笑容，像阴寒欲雪天的淡日，拉拉手，说：“方先生好久不见，今天怎么会来？”鸿渐想去年分手时拉手，何等亲热，今天握她的手像捏着冷血的鱼翅……这时候他的心里，仿佛临考抱佛脚的学生睡了一晚，发现自以为温熟的功课，还是生的。

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者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可怜他们这天饭都不敢多吃。吃的饭并不能使他们不饿，只滋养栽培了饿，使饿在他们身体里长存，而他们不至于饿死了不再饿。

这种幽默而美妙的比喻，全书比比皆是。

再比如朱自清的散文，他的《背影》《荷塘月色》等，这些是我们早已熟悉的。一天我新得了一套他的全集，又是这么随便翻开一页，是一篇从未看过的《谈抽烟》，有这样一段：

好些人抽烟，为的是有个伴。譬如说一个人单身住在北平，和朋友在一块，倒是有说有笑的，回家来，空屋子像冰一样。这时候他可以摸出一支烟抽起来，借点暖气。黄昏来了，屋子里的东西只剩些轮廓，暂时懒得开灯，也可以点上一支烟，看烟头上的火一闪一闪的像亲密的低语，只有自己听得出。要是生气，也不妨迁怒一下，使劲吸它十来口。

对人心的揣摩何等细致，对形神的描摹何等写意，我不由得又倒着看上面一段：

再说那吐出的烟，袅袅的缭绕着，也够你一回两回地捉摸，它可以领你走到顶远的地方去。即便在百忙当中，也可以让你轻松一会儿。所以老于抽烟的人，一叼上烟，真能悠然遐想。他霎时间是个自由自在的身子，无论他是靠在沙发上的绅士，还是蹲在台阶上的瓦匠。

仍然是非常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