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章中，我描述了有条件自我评价造成的影响，引用了罗切斯特大学两位心理学家理查德·瑞安和爱德华·德齐的研究结果。（德齐还参与了关于有条件养育对大学生产生各种负面影响的调查研究。）这两位研究人员及其同侪和学生，耗时数十年，搜集大量证据，发现感觉受控会对各个年龄段的人产生不好影响，无论通过什么手段施加控制：惩罚、奖励、有条件的爱、直接强迫，等等。

就养育而言，他们发现，孩子越感到受约束和受控制，就越可能“公然排斥成年人意图培养的社会性品质”，其自我认同感也越不稳定。回头看看那份大学生调查报告，为何父母一句“只要……我就爱你”这样的话会极具破坏力？因为它让孩子感觉自己内在受到控制，他们的成长过程充满这种感觉：不得不表现乖巧或获取成功，才能取悦家长，最终也才能对自己感觉良好。这句话里关键词是不得不，就是他们从心理上感觉没有自由选择其他表现。

“表现好、用功、不惜一切取悦爹妈”，如果这些并非发自内心的真实选择，那么将其内化成一种驱动力就并不是一件好事。大学生研究调查结果也表明，这种动力不会起到作用。感觉家长的爱是有条件的学生与同龄人相比，其言行通常更倾向于出自“内心强大的压力感”，而非其“真正的选择”；他们取得成功后的喜悦感往往转瞬即逝，对自己的认知波动较大，经常会觉得愧疚和羞耻。

德齐和瑞安认为，孩子不仅天生拥有某些基本需求，包括需要对自己的生活拥有话语权，也拥有为满足自己的需求做决定的能力，他们配有“天然自我规范的陀螺”。如果对他们过度管制——例如为让他们听话而施以奖励和惩罚——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变得依赖于外界的控制，陀螺开始摇晃，他们失去自我规范的能力。

◎ 食物

食物的消耗量很能说明问题。孩子的确不能时刻做到选择最健康的食物（所以我们需要告诉他们哪些食物对身体有益、哪些有害，为他们提供有限的选择，这样他们挑选什么都是恰当的）。而另一方面，即使没有我们的干预，小孩子通常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吃掉他们身体所需要的热量，有时他们会连续几天吃得很少，我们开始变得忧心忡忡，可之后他们又会突然吃得很多。在吃了某些高脂食物后，其食量自然就会减少，或者吃一些热量低的食物。因此，在到底能吃多少的问题上，他们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

除非我们替孩子运转他们的身体。几年前两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营养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观察了77名2~4岁儿童，了解了家长试图控制孩子吃饭习惯的程度。他们发现那些坚持要求孩子只能在开饭时间进食（而不是饿了就吃）、或鼓励孩子吃光盘里的食物（即使孩子明显已经饱了）、或用食物（特别是甜食）奖励孩子的家长，会养出丧失调节热量摄入能力的孩子。这些家长中有些自身就存在饮食问题，此时又在将这些问题传给自己的孩子。但无论他们过度管制的理由是什么，其负面效应在孩子尚未脱离尿片时就开始显现了，孩子“几乎没有机会学习控制自己的进食”，渐渐不再信任自己身体的饥饿信号。结果之一：许多孩子开始出现肥胖。[6]

◎ 道德

有关食物的研究发现既令人捧腹、又令人担忧；但不过是更大危害的一个例证而已。外在控制对内在控制力发展的干扰，不仅表现在吃饭方面，也表现在道德方面。压迫性的养育模式不仅不会促进、事实上还会削弱孩子的道德成长。被迫听话的孩子不太可能对伦理困境进行沉思；因而迅速引发恶性循环：他们越没有机会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做决定，其行为就越容易导致家长指责其缺乏责任感，家长也就越有理由继续否定他们的选择权。

一份被广泛引用的有关儿童发展研究的总结指出，尽管专制家庭长大的孩子在“精心设计的抗**措施”方面并不突出，但有更重要的证据证明，“他们的‘良心’不足，并且在讨论道德冲突中哪些行为‘正当’时，会更倾向于使用外在（而非内在）道德取向（道德可分为显性道德和隐性道德，处在显性层面的道德对于道德主体来说，还只是外在的规范；处在隐性层面的道德则已经成为道德主体心灵深处的道德律令。——译者）。”

◎ 兴趣

过度管制的又一个结果：当孩子感到被迫做事——或做事的方式受到过度管制时，会更容易变得对所做的事情兴趣索然，也更容易在面对挑战时半途而废。在一项有趣的试验中，家长受邀与他们正在玩儿玩具的幼龄孩子（2岁以下）一起坐在地板上。有些家长立即接管主动权，大声发号施令（“把这个积木放进来。不，不是那儿！是那儿！”）；有些则放手让孩子自己探索，仅在孩子需要时给予鼓励和帮助。之后，这些孩子会得到新的玩具，这一次家长不在身边。结果一旦只剩下他们自己，那些管制型家长的孩子更容易放弃新玩具，而不是试图找到新玩具的玩法。

大约10年后，一项以6~7岁儿童为对象的调查研究也产生了类似结果：相比家长控制少的孩子，那些玩儿的时候受到家长管制（告诫、批评、表扬）的孩子看起来对所做的事情缺乏兴趣，他们独自玩玩具的时间更少，并且说这些玩具不好玩儿。

◎ 技能

首次有关孩子兴趣减弱的调查研究可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中叶，发起人是德齐和瑞安的学生温迪·格罗尼克（Wendy Grolnick）及其同事。约20年后，格罗尼克再次发现专制家长不仅令孩子对其所做的事情兴趣索然，同时还使得孩子拙手笨脚。这一次，她将调查对象锁定在三年级学生及家长，让他们共同完成两项类似于家庭作业的实验任务（①地图的使用；②给诗歌押韵），之后再要求这些学生单独完成类似的任务。结果显示：管制型家长的孩子单独完成作业的能力较差。 [7]

有趣的是，当听到研究人员说自己的孩子将要在两项任务中被检测出做事能力时，对孩子施以过度管制的家长（至少在诗歌作业中）也会感觉到被控制。老师也一样：要求他们“提高教学水平”，他们就变成了军营教官；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这些老师的学生成绩比教室氛围不那么强调自上而下“问责制”的学生成绩更差。

格罗尼克所著的《家长控制的心理》（The Psychology of Parental Control）内容实用、简明扼要，书中在对大量研究结果进行总结之后证明，“专制型养育导致孩子较低的内在动机、较差的价值观和道德感内化、较弱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较差的自我感觉，更不必说“对亲子关系造成的不良副作用”。她补充道：“这些因素不仅关乎孩子的成长和幸福，还关乎他们能否在人生道路上成为快乐、称职的成年人。”她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反复研究后强调，尽管孩子在不同年龄有不同需求，但无论哪个年龄段，过度管制都会造成破坏性影响；虽然养育模式的确会随种族、阶层和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但过度管制的负面影响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当然，过度和过多这样的字眼会引发人们质疑有没有理想的控制程度。我的回答是，弄清什么行为有利于孩子应该是一个定性研究，而非定量研究。如何定义控制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寻找取代它的养育办法，而非仅仅削弱控制。比如，孩子的生活需要秩序——有些孩子需要的比别人多——但这并不等同于他们需要适量的控制[8]。如何才能参透其中的差别？这里的确存在一些灰色地带，但一般说来，合理的秩序应以一种灵活的方式、不附带不必要的约束、在必须时给予孩子，并且尽可能让孩子参与其中。这样做的结果给孩子的感觉与使用强制或强加意愿完全不同，后者通常被定义为控制。

作为家长，我们需要参与并了解孩子的生活细节。本书任何内容都不应该被曲解为赞同家长袖手旁观，放任自流；可以说我们的任务是“掌管”，即为孩子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提供指导、设定界限，但并非“掌控”，即苛求绝对服从、依赖于压迫或无休止的规范。事实上，我们需要掌管帮助孩子获得掌控人生的能力，虽然这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我们的目标是授权，不是归顺；我们的方法是尊重，不是强迫。

即使有一天我们无法避免使用一般意义上的控制，玄机在于如何避免做过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一种从根本上与控制不同的养育模式，而不是试图去寻找一种介于“过度管制”和“放任自流”之间的中庸之道。在第九章，我将提供一些实用建议。

[1] 一项研究发现 “母亲养育孩子的信念”关系重大，那些采取专制手段的母亲会倾向于通过专制镜片看待孩子所做的一切。家长“越忽视背景因素”，死板地“将孩子的具体行为与表面标准下的好行为或坏行为做比较，并照此行事”，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就越糟糕。

[2] 斯泰顿（Stayton）等人认为，“顺从性格会显现于一个积极回应、通融的社会环境中，无须大量培训或训导”。另一项研究结果发现，顺从通常更与积极回应的育儿手段有关，而非训导或控制。还有两位研究人员发现，当母亲倾向于采用斯泰顿研究中所描述的方法，即母亲更容易在中途打扰孩子正在进行的活动，而非根据孩子的处境、情绪和当前兴趣之所在来调整自己的时间和干预意愿，只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婴儿时，孩子在5、6岁时就会更容易被诊断为多动。遗憾的是，这个有趣的发现一直没有后续研究，原因在于有关儿童行为异常的科研经费全部用于神经学研究、而非与养育学相关的调查中。

[3] 尤其当目标是强迫孩子采用某种既定态度或感受时。从短期来讲，我们有时可以成功地强迫孩子以某种方式表现，但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愿意这样做，因此寻求如何“激励”孩子的育儿建议非常愚蠢。但凡将亲子关系视为单行道，在此基础上实施控制，皆为无用功。研究人员已经意识到，母亲和父亲不能简单地对孩子实施手段，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亲子关系都是互相影响的。“强调互动已经引导我们不再将家长行为看作是对孩子上令下行，而是并肩协作。”（麦科比与马丁）我认为这种真相也是我们所向往的： 与孩子互动，既是实际情况，也是应该发生的。

[4] 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起显示，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在专制家长的影响下，会容易将自己看得很糟。

[5] 此观点也曾被马丁·霍夫曼反复在著作中提及。当孩子受到非其父母的成年人过度管制时，同样的现象也会普遍发生。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展开过一系列经典试验，成年人被要求分别采取民主和强权手段领导俱乐部里的男孩；在强权领导下的男孩，有些的确变得更具好斗性和求胜心，但大部分都看上去沉默寡言、无动于衷——直到成年人离开房间后，他们的好斗行为会急剧上升。

[6] 我在前一章已经提到，研究发现，受到奖励和表扬而喝下某种陌生饮料的孩子，相比没有受到奖励和表扬的孩子，更觉得这种饮料没那么好喝。

[7] 一项早期研究发现，如果家长严格指令孩子如何使用颜料，6~7岁的孩子的绘画更缺乏创造力，孩子对该活动也更兴趣索然。同时期其他的研究发现，对于高中生来说，专制养育行为与分数之间存在消极关系。然而，讲求分数并不能让学生深入思考、产生学习兴趣和喜欢挑战性任务，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学生对外在奖励的追求和获得是值得我们忧虑、而非庆贺的理由，我会在第五章详解。

[8] 有时家长与老师用“秩序”和“设限”这样的字眼来辩护自己的行为，虽然控制是他们对孩子的所作所为更精确的描述。 格罗尼克将健康的秩序感定义为“提供孩子所需要的指导和信息，以便他们自己做决定”。另外与其相关的是行为控制与心理控制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