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纽约大学营地，纽约，纽约。

妈妈说：“我和你爸爸很高兴这次能和你一起来，亲爱的。能离远一点儿对我们来说都好。”她的意思是离家远一点儿，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止，她还想说离芬奇远一点儿。

我带着我们的漫游笔记本，这样就可以记录下这里的建筑和历史，还有其他我想跟他分享的有趣的东西。我的爸爸妈妈讨论着我怎样才能申请明年的春季入学许可，然后让我从自己挑中的要在今年秋季入学的大学转过来。

我更担心的是为什么芬奇没有回复我最后给他发的那三条短信。我想着这是不是明年我来纽约上大学，或者是在其他地方上大学以后会发生的常态——虽然我努力要将精力集中在学业上、集中在生活上，然而我却一直不停地想他。我想着不知道他会不会和我一起来，还是说我们等到高中毕业就会分手。

妈妈说：“不知不觉你都要上大学了，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觉得我永远都不可能准备好。”

“不要哭，妈妈。你答应过的。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在一起，而且我们都不知道我最后会去哪儿。”

爸爸说：“你只要找个借口来看她就好了，然后还可以在这里住几天。”但是他的眼睛也湿润了。

虽然他们没有说，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压在我身上的那些期待和沉重。这源自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已经不能将这些期盼放在他们的大女儿身上了。他们永远没办法把她送进大学，祝福她有一个美好的大学一年级，叮嘱她要注意安全、常回家看看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之间永远只有一通电话的距离。这是他们另一个自欺欺人的时刻，也是另一个我不得不弥补他们的时刻，因为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

在我们三个全都沉浸在这里，沉浸在这个营地之间的之前，我说：“爸，你能给我们讲讲纽约大学的历史吗？”

酒店里我自己单独开了一个房间。房间非常狭小，有两扇窗户，一个梳妆台，一个硕大的电视柜，看起来好像随时会在你睡觉的时候倒下来把你压扁。

窗户关得紧紧的，但是我依然可以听见这座城市的嘈杂，这种嘈杂和我在巴特莱特听见的非常不一样——报警器的声音、喊叫声、音乐声、垃圾车在路上来来回回走的声音。

“那么，你在老家有没有一个对你而言很特别的男孩？”妈妈的经纪人在吃晚餐的时候问我。

“没有。”我回答她说，我父母交换了一个松了口气的表情，还有那种自信，是的，他们赶走芬奇这件事做得对。

房间里唯一的亮光是我的笔记本电脑上发出来的。我翻着我们的笔记本，上面已经写了厚厚的好多，然后我又去翻了我们脸谱网的聊天记录，现在已经有很多了，然后我又发了一条新的，引用的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话：“让我们在金色的椅子上漫步、旋转……你不能接受我们吗，月亮？我们不能可爱地坐在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