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媒体记者中，老三台（台视、中视、华视）时代，经常担任政治评论员的丁中江先生与我也是有缘人。

丁中江先生，云南人，生于一九一九年，他口才雄辩滔滔，思想理路分明，最早在广州“天地新闻日报社”担任社长，也做过曼谷《民主日报》董事长，参与创办香港《新闻天地》周刊。来台后，经常在台视分析、评论政治新闻，我听了以后，感觉到他讲说的资料很齐全。当我知道他的弟弟丁懋时是“外交部长”时，我想，必然是从他的兄弟那边，得到了一些第一手资料。但是不然，丁中江先生并不是凭靠丁懋时先生给他的新闻，而是来自他自己一生身为新闻老将的专业。

与名政论家丁中江先生（左）及胞弟丁懋时先生在一起（一九八二年）

大约是一九八一年左右，他第一次带了家人来到台北普门寺访问我，经过这次访谈之后，我们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且常相来往。尤其，他曾经为了政府不让我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感到心有不平。在他认为，政府应该要让我成立一个民间的社团，才能尽情地挥洒所愿。当时，他的见解引起我极大的注意，因为成立佛教青年会的想法，只不过是我顺从时势发展需要而萌生的念头，想不到丁先生却进一步呼应，确实有成立社团发挥所愿的必要。这句话，真是说中我的心情。

因此，后来董树藩先生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间，担任“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时，要我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我也就欣然答应了。

董树藩先生是内蒙古人，一九三二年生。由于他在“院会”里替我说项，因而获准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不过，我想，董树藩先生只是想透过我成立的“中华汉藏文化协会”，为他与一些西藏人士做公关吧！

只是，那时候的达赖喇嘛，对台湾没有好感。记得一九七九年，我率领“印度朝圣团”二百人赴印度巡礼圣迹，成为当地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朝圣团。我们包了泰国两架飞机，其中一架装载毛毯、食物，准备到印度去帮助在那里流浪的藏胞。但是，我们才到达新德里，就听说达赖喇嘛下了命令，不准接受来自台湾的援助。

我感到很疑惑，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不能接受彼此的好意呢？原来，当时达赖喇嘛对于国民党情报机构，分化、离间他们的西藏人民，极为气愤。不过，政党的恩怨，也不是我有办法了解的。

总之，后来那一架飞机装载的毛毯、物品，只有一部分的藏民同胞接受，其他大部分都送给印度的贫苦人士了。

丁中江先生对于我遭遇的这许多过程，都非常了解。甚至后来，他为了我在美国接待许家屯的事情，还特地在江泽民先生面前帮我说话。

丁先生告诉我，他对江泽民先生说：“星云大师不是政治人物，所以他才要接待许家屯先生，假如他真要涉及政治，也就不会接待了。”丁中江先生并且举例说：“就好像是一个人家的孩子离家出走，有人把他收留下来，这应该是好事；况且星云大师至少代表了海外五百万人的心声，所以中国大陆不该对他太过计较，尤其从对中国的贡献上来看，应该算他一份吧。”

当丁中江先生告诉我这许多事的时候，我非常感谢他为我说项。后来，一九九一年，“敦煌文物展”在佛光山举行，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在台湾举办展览，我花了数十万美元的运费、保险费等行政费用，终于办成了那一次的敦煌展。

不过，因为那许多展品都是一些复制的文物，包括古代社会一般的用品、农具，以及敦煌的画作等，大陆方面也无意再带回去，加上丁中江先生想要在台北办展，我就把这许多东西送给丁先生，让他能够如愿。后来，他在台北办了一场展览，至于成果如何，我就不太知道了。不过，在我心中，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感谢！

和我往来的平面媒体记者中，在美国，《世界日报》、《国际日报》的尹祧和王艾伦小姐等，后来都成了佛光山的弟子。在台湾，像《中央日报》的李堂安，《联合报》的胡宗凤、王纪青，“中央社”的陈守国等等，也都成为佛光山的好友。不过，此中有两位《中国时报》的记者，一位是卜大中，一位是苏正国，因缘就更深厚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