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翁慕良先生，佛光山最早接触到的国际记者应该算是吉田实先生了。吉田实先生是日本人，一九三一年出生于东京。他生逢大时代，跟我一样，一生经历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一九六六年“文革”等等事件。他担任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时，曾代表《朝日新闻》做过驻台湾的特派员，后来又调到北京做特派员。在他即将从北京的工作上退休时，才和我结识。

与日本原《朝日新闻》驻中国资深记者吉田实（右一）、台北驻日代表庄明耀（左一）于东京（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

吉田实先生认识我以后，便想写一篇关于我的特稿，所以经常来访问我，和我交谈。他认为我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虽是一个出家人，和党政、社会各界的关系却是那么丰富，和两岸之间也有来往，但是每到世界各地去，都只有传扬佛法，不涉及其他，因此，就想要挖掘我的生活内容。

我因为感念这许多名记者，他们为了写一篇文章，经过那么多的辛苦，那么多的验证，才开始下笔，很不简单，也就乐于与他相谈了。几年后，他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书《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二〇〇三年，天地图书出版），当中就收录了这篇访谈。

在他和我来往期间，我到美国西来寺，他也追到美国西来寺去。他不是我的徒弟，也不是为了什么目的，他或者只是想结交我这个人做朋友，或者只是想了解我，或者只是想写这篇文章，就专程跑到美国访问我。甚至他还数度到台湾，特地上佛光山找我。就是我偶尔到了台北，他也会来和我做一次谈话。

吉田实先生并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所访谈的内容，据我观察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基本上，我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人物，也谈不上有什么条件可以给他采访。但是我在想，他只是想追寻人性、生命、精神层面上的什么东西吧！

他的采访态度确实严谨，不断地搜索、印证。我听说他曾经在撰写一篇报道时，为了讲究真实性，还远赴新加坡找寻线索，做种种的追查，受尽了种种的苦难。事实也是如此，我读他的访问生涯，没有借故，没有虚伪，更没有特意宣传或是避重就轻，他只是为了还原人间的一个真实面。

后来，他请我到日本国会做一场讲演，那一年（一九九一年），正是我跌断左腿的时候，当我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时，他一听非常惊讶。只是，他早已把日期、场地、邀约听众等作业都安排好了，而我向来也重视承诺，因此就告诉他，不要紧，我还是会如期前往，只是我不能走路，必须坐轮椅。他听了以后，我想应该是半忧半喜，喜的是我能去，忧的是我的腿跌断了。总之，经过不断地来往联系，我终于到了日本。

这一次的讲演，是以国会名义邀请我去的，并且要我以“二十一世纪的未来”为题做讲说。只是，当我到达国会演讲厅时却发现，他们竟然没有无障碍空间设施，人都已经到会场了，轮椅却没有办法上舞台，最后，好几位议员只有一起帮忙把我的轮椅抬上讲台了。

我平常很少有荣耀的感觉，经常都告诫自己：在人世间，我只是一介衲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在那许多议员抬我的时候，我却忽然兴起一个念头，多少年来，中国人都是给日本欺负，踩在脚下的，现在你们却肯以议员之尊，抬一个和尚上台。这也真叫我感觉到“难遭难遇”了。

至于当时“二十一世纪的未来”讲了哪些内容，我已不复记忆。我曾想把这些内容整理后，请满果法师替我投稿给逢甲大学，因为当时他们正要出版一本关于未来时代的书籍。可惜那本书出版以后，没有收录我的文章，只有文章的目录纲要。于是我就问满果法师：“我的文章不是请你交给逢甲大学吗？”他说：“有啊！就是那篇纲要。”我说：“那我的文章内容呢？”他说：“隔得太久，不记得搁到哪里去了。”

所以，那一次的讲演虽是有一番用心，但记忆有限，只约略记得讲到未来是一个生权的时代。所谓人类历史的发展，从神权时代演变到君权时代，再到现在的民权时代，未来则应该是生权的时代，一切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等等。

再说讲演之后，当天晚上下榻在一个饭店里，吉田实先生告诉我，那是美国总统里根先生访问日本时住过的地方。一时之间，我想起了里根先生访问日本时发生的一段趣闻。里根总统平时过的是西方式的生活，所以当他来到大饭店时，穿着大皮鞋就走上了榻榻米；站在一旁的许多人看了，都露出很惊讶的表情，意思是说：总统先生，你要脱鞋子啊！但是里根总统却是一脸茫然地说：“为什么要脱鞋子？”在西方，脱鞋是不礼貌的行为，但是在日本，不脱鞋却是不礼貌的。可见得，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实在需要以中道的立场来做沟通。

这一天晚上，吉田实先生约了各方人马，住在这家饭店里。我觉得这个开销实在太大了，尤其他们的住家应该就在附近，为什么要来住饭店呢？我一直为他感到舍不得，为了邀请我到日本一行，花费一定不少。

后来，佛光山在日本建立了东京别院，我每到日本，第一个来访问我的，必定是吉田实先生。那个时候，他已经不以记者的身份和我来往，纯粹是老朋友相见。甚至我们两个人坐在那里，他看看我，我看看他，他会说中国话，但我们不一定讲话，让时间就这么在沉默中过去；在无声的时刻里，有时似乎也有一种无言的美感。偶尔遇到中午或晚餐，我也不特地为他准备什么日本人喜欢的料理，就只是煮几道我们中国人平常吃的简单饭菜，他也一再地说比北京的好吃。

吉田实先生在二〇一〇年往生。老友虽已逝世，但是到现在，我还是一直怀念着他，总觉得做记者，当如吉田实。

吉田实先生和我另外一位记者好友陆铿先生是完全不同典型的人。陆铿是基督教徒，和吉田实也是好朋友，我们三人也有过多次的聚会。但是，若要我做一个评论，他们二者虽各有特色，但论陆铿先生的修养，尚不及吉田实先生。陆铿先生性情冲动、富有正义感，吉田实先生则是细腻、平和。不过，他们对我究竟有什么看法，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