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八月，首先出版了第一套《佛光大藏经·阿含藏》，总共十七册。《阿含藏》出版后，流传很快，有韩国曹溪宗专研《阿含经》的布教师，为此特地到台湾佛光山表达感谢，因为重编印行的《阿含藏》，使得他们原本不易了解的经文，变得容易阅读。人人能读，正是我重编大藏经的心愿。

后来慈怡到日本佛教大学修学博士，编辑藏经的事务就由比丘尼当中的依淳、永明、永进接任。如此又经过十多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了《禅藏》五十一册。分为四大类、一千三百余万字的《禅藏》出版后，也引起诸多回响，例如韩国高丽大学宋寅圣教授就说：“过去研究禅学的重镇，是日本花园大学禅学中心，但并没出版完整的《禅藏》。佛光山已成为世界禅学重镇。”还有美国常春藤名校斯坦福大学的邵东方教授等，他们一致赞许《禅藏》的索引是他们使用过的索引中，最方便检索的索引。

在永明、永进不断的努力下，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般若藏》四十二册；一九九九年五月，出版《净土藏》三十三册；以及在二〇〇九年四月，完成《法华藏》五十五册。三十年中，出版的五部藏经，感谢海内外诸多学者、教授的支持肯定，给我们许多鼓励。

例如：北京大学朱庆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等认同《佛光大藏经》的编辑工序缜密，称赞它是“华人之光”。学者葛兆光教授称许《佛光大藏经》的题解比《佛书解说大辞典》更加详尽。日本大谷大学木村校长说：“《佛光大藏经》的尺寸、厚度，给读者很大的方便。对佛教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叶朗教授认为《佛光大藏经》标点、校对等严谨，品质非常高。还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教授高希均先生与知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共同推荐《佛光大藏经》为“镇宅之宝”。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罗多弼教授，肯定《佛光大藏经》是划时代的巨献，有助于东西文化的交流。

我记得，在一九八三年，日本国宝级佛教学者中村元博士，曾参观设于彰化福山寺的编藏处；一九九八年，连战伉俪来佛光山参观编藏处。二〇〇一年，台湾一些学者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四川大学陈兵、兰州大学郑炳林、南京大学赖永海及北京大学楼宇烈等教授联袂来访，在亲自了解《佛光大藏经》整个编纂流程后，对我们藏经编校需经过百余个工序的严谨，表达十分的心服敬佩。他们认为历代《大藏经》的编排都是由王朝在支持，至明代以后，民间再也没有人编印过，《佛光大藏经》的编印可谓是创举了。

编藏实在是一个艰巨的事情，由于藏海无涯，以我们少数人即使穷毕生之力，也难完成。多少次，我们在报纸上征求同好，希望广邀有志之士，一起参与编藏的工作。但时代变迁，古典文学已少人问津，何况编务工作繁琐，勘校的时间久长，一部藏不经五年、十年编校，何能完成出版？文字工作，寂天寞地，付出的心力，不易被看见，而且没有掌声，而永明、永进一直锲而不舍，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无怨无悔投入编藏的工作，还带领许多义工，不计名利地，以无比的热情为完成编藏而努力，非常不容易。

佛光山出版的《佛光大藏经》（慧延法师摄，二〇一三年一月）

而且编藏处的义工，多是发长远心的信众，像是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林庆勋教授，长年担任我们的编藏咨询；印刷指导部分，则是城邦集团印书馆总经理陈美玲与中茂印刷公司董事长廖鸿辉；再有功德主潘孝锐居士的女儿潘碧珍，以及王文华、温思传、陈椿荣、吴玉如、郑秀珠、陈贞妙、陈顺章、陈绚铭、李典荣、李明雄、陈慧美、苏美华、周秀香、陈巧芳、施中和、陈贞秀、廖采如、廖采蓉等义工，他们对编务中的校对、打字、输入标点、造字甚至排版，都能投入而胜任，对藏经的热爱可以说是到了全心全意的程度。其中，也有不少参与编校工作后，就读佛学院而出家的，如：觉明、觉多、觉寰、觉承、妙中、妙悦、妙楷、如介、慧择等，都因藏经的熏习，而发起菩提心，加入僧团。

左起：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四川大学陈兵、兰州大学郑炳林、南京大学赖永海及北京大学楼宇烈等教授，参观佛光山大藏经编辑部（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三日）

可以说一部藏的完成，必得集百千人力，集体创作，否则实在不易成就。然而，想到编藏如此耗时费力，为了想加速完成，也因为佛光缘美术馆编印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即《图像藏》）即将完成，这套图典共二十大册，以中英文对照方式出版，一样集数百人之力，历经十余年汇编。

为了要百花齐放，双喜临门，我希望各藏也能同时出版，所以就将藏经分别办理，目前由依恒负责《声闻藏》，依空负责《艺文藏》，永本、妙书负责《本缘藏》，满纪负责《唯识藏》，他们也各自带领无以计数的有缘人，同步进行编纂藏经的工作。

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已经过了三十余年，相信再有三五年时间，《佛光大藏经》必定能全藏落成，届时这十六部大藏，总计应该有五百余册。回想起来，自从宋开宝年间始刻的《开宝藏》到清代的《龙藏》，三百余年来，大部分都是皇家所刻，如今我们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出版经过校勘、分段、标点、注解的现代化大藏经，也算对续佛慧命、保存中华文化，尽了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