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藏”实在是一个艰巨的事情，

由于藏海无涯，

以我们少数人即使穷毕生之力，也难完成。

多少次，我们在报纸上征求同好，

希望广邀有志之士，一起参与编藏的工作。

但时代变迁，古典文学已少人问津，

何况编务工作繁琐，勘校的时间久长，

一部藏不经五年、十年编校，

何能完成出版？

文字工作，寂天寞地，

付出的心力，不易被看见，而且没有掌声。

我童年出家的栖霞寺里面，有一座庄严的藏经楼，楼上收藏佛经，楼下是法堂，平常如同圣地一般，戒备森严，不准人亲近一步。后来好不容易有机缘进到藏经楼，见到那些经书，大都是木刻本，既没有分段又没有标点，有如天书，当然我是看不懂的。一段时间后，听说南京“支那内学院”是个印经的地方，我也曾经参观过，然而他们也大都以木刻本为主，我只能怅然而归。

到台湾后，挂单的圆光寺有一部藏经，大概是日本版，印刷得非常精美，可是它供在橱柜里，是用来礼拜，不是阅读的，所以我仍然无法得知藏经里究竟说些什么。当时，自己既无法看懂藏经，也没有人指导，但我的心里就在想，如何让这许多藏经可以活用起来，不要束之高阁，不要只是供人礼拜，应该要让佛陀所说的法，走向社会、走向民间，甚至走向世界。

至有一百年历史的“南京金陵刻经处”参观（慈容法师提供，一九九四年四月四日）

我也曾异想天开地想：假如每部经都像《西游记》一样，让民间的老幼妇孺都能耳熟能详，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沾润到佛陀的法益。我也曾感叹佛法衰微的原因很多，如果把藏经太过丰富，列入佛法衰微的原因之一也不为过。民间有一句谚语说：“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书多不看。”因为大藏经里，每藏最多也有九千余部，真是让人望洋兴叹，也望藏兴叹。藏海无边，没有人敢进入藏海里一窥堂奥。所以说，真理为文字所障，佛法又怎能兴隆呢？

回想起来，我在栖霞和焦山两地常住近十年，但我未敢启开藏经一页，反而是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流落在社会的“活页文选”，帮助了我不少。活页文选，许多的文章，一篇一张，随意取阅，虽然花费时间心力不多，也能约略了解其意。反观历代编藏的大德，谁能想到读者阅读的方便，并不是求其多、求其大，而是求其简易、方便而已。

旅日华僧二光法师赠佛光山《铁眼藏》一部，共二千六百余本，率弟子们于佛光山不二门虔诚恭请，现收藏在佛光山丛林学院研究图书馆（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后来我慢慢知道，藏经里大概留存了哪些法要。总的而言，佛教教义的流传，靠着“戒、定、慧”三学作为主干，而佛教的命运，也可以说就是戒、定、慧三学。戒，流入到丛林，成为各寺院清规的依据，以及僧众行为的纪律，假如我们翻阅戒律佛教史，就知道戒律对佛教传播的影响。定，流入到高僧大德悟道的世界，翻阅禅宗的佛教史，就知道多少高僧大德参禅悟道，不但光大了佛教，也增加了中华文化的光辉。至于慧学，就成为历代研究佛学者，探讨追求真理的目标。自此，有心人就把佛陀的教法，用当时的文字汇编成一部部的大藏经。所以，一部藏经除了佛陀的说法，结集的经论以外，大部分都是戒、定、慧三学的记录。

由于缺少阅藏的经验，在我青年的生涯里，同学们都批评我虽有文学的活用，但对佛学总是肤浅。初到台湾时，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在各种杂志发表，承蒙当时一些人士誉我为“文艺明星”，但我不觉为荣，因为佛学肤浅，总觉愧对“出家”、“僧宝”这个名词！

一九六四年，尚未圆顶的李新桃小姐（慈庄法师）担任寿山佛学院教务主任，当时影印设备不发达，我上课的所有讲义都靠她一字一字刻成钢版，再印出来给学生研读。

《四十二章经》表解

台湾当时，各地的寺庙也都没有经书，纵使有，也只是几本残缺的木刻版线装的经本，连大陆常州天宁寺发行的《朝暮课诵》都一本难求。我在新竹教书的时候，就凭借着香港严宽祜先生在香港佛经流通处所供应的一些资料，又获得印顺法师主编的《太虚大师全书》，还有朱镜宙先生在台湾印经处一些小本的经书，这样才稍微感觉到台湾的法宝放光。

一九五二年冬末春初，我云游到宜兰一间小庙——雷音寺，当时我很不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在吴承恩的《西游记》里，也有一个“雷音寺”的名称，我觉得那是神话小说才会出现的场景。我现在住在雷音寺里，那么，也好像一段神话一般。所以，我就改名为“宜兰念佛会”。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增加法宝了。

当时在台北，赵恒惕、钟伯毅、屈映光、蔡念生、董正之等人，他们发起要重印大藏经，我对他们这许多的居士大德，佩服不已。有一次，我到台中探望“国大代表”蔡念生居士，当时他正打着赤膊、穿个背心，在炎热的夏天里，汗流浃背地在那里编校大藏经。眼见蔡居士对藏经编印的投入、发心，真让我同感藏经的宝贵。于是，我也兴起想要拥有一部大藏经。

四方寻求之下，知道香港佛经流通处流通大陆的《频伽藏》，听说香港优昙法师平时为人热心，深受同道推崇，我就捎了一封信，请他帮我购买一套《频伽藏》。信寄出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百多册的《频伽藏》就从香港寄到了宜兰。我不敢说这是不是台湾第一部藏经的开始，不过，我觉得台湾有了藏经，是稀有难得的事，因此特地发动数百位信徒到火车站，列队在中山路，手捧顶戴、香花迎请，把《频伽藏》恭迎到宜兰念佛会。

宜兰念佛会奉请《频伽藏》（一九五四年九月）

不过，那个时候真是委屈了这套《频伽藏》，我连供奉它的“经橱”都没有，只能将它平放在桌子上。《频伽藏》是铅字印刷，好像都是宣纸印行，美观大方。幸亏有了这套大藏经，我能写下一本《释迦牟尼佛传》，都要感谢《频伽藏》里的《佛所行赞》作为我最大的参考功用。

记得《频伽藏》供奉在宜兰念佛会的时候，有一些兰阳女中的学生，因为迎请藏经的隆重，也引起她们的信心。有一位高中的美丽小姐，很高兴地到了宜兰念佛会，就说：“我要看大藏经！”我们的总务李决和居士（慈庄之父），就取笑说：“你要看藏经！牛也会看藏经了！”表示一般人要看大藏经，应该要先衡量自己的实力如何了。六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当年迎请大藏经的那许多人士，如：慈惠法师、慈容法师等，至今都还留在佛门里。

影印大藏经环岛宣传访问台南大仙寺。前排左起：林松年居士、本人、龙泉法师、南亭长老、煮云法师、广慈法师（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三日）

那时候，我在台北见到赵恒惕居士（一八七九年生，湖南衡山人，曾任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议会议长）所组织的“修订中华大藏经会”，经常召开藏经重印会议，我见他们开会，几乎有二十年以上。

可能受限于经费问题，到最后，虽也影印出一套《碛砂藏》，但由于《碛砂藏》也是木刻版本，只是重新影印，未有新意，不够美观，当然也就引不起人阅读的兴趣。我想，他们一直开会讨论重印大藏经，是因为“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了日本的《大正藏》而受到刺激：我们中国人为何要印日本人编的藏经？难道我们不能出版一部自己的藏经吗？

影印《大正藏》的因缘，是由孙张清扬夫人和叶公超先生发起的，他们当时用航空从日本运回一套《大正藏》。为了使广大佛教信徒知道，并且支持此一神圣大事，中华佛教文化馆于是发起“宣传影印大藏经运动”，组成一支环岛宣传队。

说起影印大藏经，那时候大家的经济都很有限，没有人有力量承担，最初东初法师商之于我，要我负责到全台湾各地宣扬，邀人预约大藏经，如果能预约到三百部至五百部，那大藏经就能印成了。

但是，当时影印一部藏经的钱，就足以买一栋小房子了，我自忖能力还不够，就商之于南亭长老，请他担任团长，我来领队，带领所有宜兰念佛会青年团的团员们一起参与。承蒙南亭老答应，于一九五五年八月，我们从宜兰上路，途经罗东、花莲、光复、瑞穗、玉里、关山、台东、屏东、凤山、冈山、台南、南投、嘉义、彰化、台中、竹南、关西、竹东，然后才回到台北，总计整整四十天。足迹所至，引起热烈回响，我的弟子慈惠法师，也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宣传影印大藏经弘法日记》，以志其盛。

在这四十天当中，我们以讲演、幻灯、歌唱、座谈为主，发动信徒一起来参与，听我们讲说。也承蒙当时有名的寺院共襄盛举，如：花莲东净寺、玉里华山寺、台东海山寺、屏东东山寺、五沟水映泉寺、高雄龙泉寺，到了台南寺院就多起来了，不少当时有历史的名刹，如：开元寺、竹溪寺、法华寺、弥陀寺、湛然精舍等，都纷纷参与请购大藏经。

那时候由煮云法师负责联络，广慈法师负责财务，李决和担任总务主任，林松年担任弘法主任，另聘请宜兰念佛会弘法队觉航、慈莲、慈范、慈容等人负责宣传。宜兰念佛会青年团的团员就负责放映佛教幻灯影片（连环图），以及佛曲的教唱。当时台湾还没有电视，对我们这一团的幻灯机、录音机大家都非常好奇，认为我们放映电影来了，争先恐后地来参与我们的布教弘法大会。

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大藏经环岛宣传团一行抵达台中莲社。前排左起：朱斐、林松年、煮云法师、南亭老和尚、本人、广慈法师、李决和居士（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尤其，从台东到屏东，要经过五小时石子路的颠簸，那时候我们的录音机至少有六十公分的宽度、二十公分的深度，我舍不得它遭受路途的颠簸而受损，所以一路上都摆在我的两条腿上。记得抵达屏东，在东山寺礼佛的时候，忽然感到两条腿疼痛，后来沿途隐忍，回到宜兰的时候，宜兰医院的医师说是急性关节炎，必须把腿锯断，差点因此送命。那个时候，我们坐不起汽车，都用火车代步，其间我们坐过糖厂的轻便车，坐过牛车、三轮车、黄包车，甚至在高雄还坐了小船到一个叫“蓬莱糖厂”的地方，因为他们也要订一部藏经，我们就坐船到蓬莱布教一天。

影印大藏经环岛宣传团至高雄“蓬莱糖厂”弘法布教（一九五五年八月）

记得在云林斗六，要往溪州台湾糖业公司总糖厂出发的时候，他们开来一部专用的汽油车，就等于游览车一样，带我们这一团人士，让我们感到洋洋得意，觉得宣传大藏经受到沿途的重视。台糖总公司那时候因为逃避空袭，人员疏散，我们在溪州糖厂做起总部办公，有周宣德、陈兴国，以及好几位居士虔诚护持，帮我们宣传大藏经，让我们得到不少支助。同时，我们也获得很多神道寺庙的资助，像台南南鲲代天府、北港妈祖庙都随喜参与，请购大藏经。

我们最热闹的一站，应该就要算台中的接待了。因为台中是李炳南居士早期弘化的地方，那时候信徒已有很多，又加上《菩提树》朱斐居士帮我们宣传，并且借用台中省立商校给我们布教。尤其团员中，慈容法师那时候还没有出家，名叫吴素真，一场讲演十五分钟，获得十多次的掌声，大家的精神都很振奋。总之，我们对台中的李炳南、瑞成书局的许炎墩、《菩提树》的朱斐等，都不胜感激。

弘法布教到了新竹，最后一站——竹东，因为师善堂也要预约一部藏经，所以我们也到那边去弘法结缘。当时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那里是一个客家村庄，要讲客家话，我们全团的人没有一个是客家人，我当时的意思是不必说法了，唱个歌，就算圆满收场了。但是南亭法师坚持最后要说法结缘，没有人翻译，师善堂的堂主叫甘玉叶师姑，自告奋勇说：“我会国语，我替你们翻译。”

南亭法师上去开始讲话：“各位听众！”甘玉叶听了，立刻回头说：“嘛戛？”（客语：你讲什么？）后来南亭法师在黑板上写“各位听众”，甘玉叶师姑一看，原来是“各位听众”啊！才用客家话讲，当时情况之尴尬，至今我也回忆不起来当时是如何收场的。八月是台湾的台风季节，我们一团从宜兰出发，四十天都非常顺利，经过潦水、铁座桥，可以说天公作美，我们一滴雨都没淋过，沿途风调雨顺，虽然交通困难，但也都能克服，真是感谢三宝和护法龙天给我们的加持。也由于这次环岛巡回宣传的因缘，台湾许多寺院因此得以把佛陀的智慧佛法带入道场。

回到台北后，总计这次宣传影印的活动，共预约了二百多部，东初法师、张少齐、孙张清扬等一些参与者都非常高兴，热烈欢迎我们，并且举行庆功宴，请我们吃饭。

大藏经宣传过后，陆续有人预约，这时候要筹备印刷，当时台湾各处的印刷厂，印这种大部的书，连存放的仓库都没有。后来我们商量自己来开印刷厂，自己来印。请张少齐居士策划，到联邦德国买了一部印刷机，花了四万多元，就开起“新文丰印刷厂”印刷藏经。开这个印刷厂需要一些开发费用，张居士就鼓励我也参加一份，当时，我拿了五千元台币参加一股，也被选为常务董事。

两三个月后，张少齐居士邀请我们一起吃饭，他说我们不会经营，这个印刷厂就送给年轻有为的刘修桥居士，让他来经营，条件就是希望他今后对佛教书籍要多发心印刷、出版。当然，我们的五千元常务董事也就这一餐作为结束了。我个人一生只有这么一次跟人合股，此外，合伙、世俗图利等，我都未曾参与。当然，我参与印藏的美梦也就停止了。

后来，刘修桥居士恢复他大陆名字——高本钊。有一次，他商榷于我，请我将韩国购得的《高丽藏》给他做蓝本影印，那时候也谈不上什么版权，我乐见其成，就免费让他印刷。所以，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高丽大藏经》四十八册书名页上，都印有“本书承佛光山星云大师惠借影印，谨此致谢”的字眼，数十年来，新文丰印了不少佛教书籍，总算没有辜负张少齐和我们的期望。

宣传影印大藏经后几年，我一直在思索，佛法三藏十二部浩瀚无边，而历朝刊行的佛经原典译著，都没有加以分段标点，而且古文艰涩，名相术语繁多，实在令有心学习之士，望而却步，苦无入道之门。于是，从一九五八年起，我就开始从藏经里，找适合大众念诵的经文，然后将古式编排的经文予以重新标点、分段、分行，甚至有些还做科判表解，以辅助经文义理的理解，如普通小说体裁一般，整个字体、版面也都重新调整编排，最后再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行，使佛典能普遍为大众所接受，倡印“每月一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于彰化福山寺进行编藏工作（一九八一年一月）

那时候，每月印行一经，固定在每个月的第一天出版，我们只酌收成本费，每本定价台币一块钱，助印价五毛钱；同时，我们也订了一个原则，每个人至少必须复印五本以上。当时采用二号正楷字排版，用上好的模造纸印刷，庄严美观，供应个人读诵或作讲本之用，我在书的内页天地格留有多余空位，方便大家在听讲时，可作笔记之用；同时，我也把复印者的芳名刊印在经文之后，以为征信和功德回向。

我记得“每月一经”，一共出版了三十几本，有《十善业道经》、《劝发菩提心文》、《观音普门品》、《普贤行愿品》、《四十二章经》、《佛说遗教经》、《玉耶女经》、《银色女经》、《佛说七女经》、《妙慧童女经》、《父母恩重难报经》、《盂兰盆经》、《观无量寿经》、《佛说孛经》、《金刚经》、《善生经》、《胜鬘夫人经》、《梵网经菩萨戒本》、《学佛行仪》等等。一九六五年，我创设了寿山佛学院，就让学生每天早晚讽诵一部经典，这样下来，就可以读到不同的经典，也是一种阅藏。

然而，我不因此而感到满意，还是日夜不断地思索、酝酿，认为佛学应有契合时代的方法与权巧，才能中外融和、古今贯通。随着时空的转变，藏经除了亟须保留原有的精粹，更应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一九七〇年初，蓝吉富（时任东海大学讲师）前来找我，鼓励我编印佛教大辞典，当时自己实在没有条件，后来商之于萧碧霞师姑，她在台北吴兴街有一栋房子，愿意提供给我们作大辞典的编辑部，就由蓝吉富与慈怡分别负责，我就定名为《佛光大辞典》。后来，慈怡把编辑部搬移到彰化福山寺，并且建议我们自己来编印大藏经。虽然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但是想起过去，不论玄奘大师西天取经，鸠摩罗什大师终身以译经为业，乃至历朝藏经汇编之不易，尤其元代法珍比丘尼为法宝流通，毅然挥刀断臂募资刻藏，感动十方信士发心赞助，积三十年始成的《赵城金藏》，所谓有愿必成，有志者事竟成，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所以一九七七年，我在彰化福山寺成立了“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指示慈怡法师负责，由比丘尼慈庄、慈惠、慈容、慈怡、慈嘉、依空、依淳、达和等担任编辑委员，因为那时佛光山的男众很少，没有力量参加；再者，当时台湾已有许多优秀的比丘尼，她们的能力、学识都不亚于男众，其中有的人在大学任教，有的人在社会上弘法，巾帼不让须眉，相当有成就。为了提升比丘尼在佛教界的地位，树立比丘尼的新形象，我认为应该让这许多女众人才，有所发挥、表现，所以佛光山的编藏工作，就由比丘尼主道。我并呼吁教界：比丘尼要向比丘学习，比丘也要向比丘尼看齐。

与慈怡法师在一起

之后，在我的带动下，慈怡招募大专青年十余人，佛光山丛林学院学生也由老师带领参与编辑的工作，许多义工也都积极参加讲习，投入《佛光大藏经》的校对行列。我们并邀集海内外僧俗学者，采历代各版藏经，重新整理、校勘考订、分段标点、名相释义，并且有经题解说、索引，以及诸家专文等，我希望能编纂一部“人人能读，读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的《佛光大藏经》。甚至，我们也不定期邀请许多的专家学者协助，加强学生编辑及义工校对的能力。尤其我最重视分段标点，很多佛经不懂之处，你只要看标点是惊叹号、是问号或是句点，大概就能揣摩到意义是什么了。

我将《佛光大藏经》分为十六大类，分别为：《阿含藏》、《般若藏》、《禅藏》、《净土藏》、《法华藏》、《华严藏》、《唯识藏》、《秘密藏》、《声闻藏》、《律藏》、《本缘藏》、《史传藏》、《图像藏》、《仪志藏》、《艺文藏》、《杂藏》。上述十六大类中，《图像藏》、《艺文藏》是历代各版藏经中未曾收纳的，主要是我深感佛经本身深具文学、艺术意涵。佛教东传，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戏曲、建筑、雕刻、绘画，使得佛教文学、艺术留下大量辉煌瑰丽的文化遗产。因此，我期许《佛光大藏经》可以突破传统，将佛教文学、艺术收编入藏，作为佛教传播和弘扬的方便法门。

这之后，编藏的工作与出版的情形，我大概分几项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