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台湾的时候，每天的精神食粮，除了佛经以外，就是阅读《中央日报》副刊或《中华日报》副刊。郭衣洞（柏杨），就是那时候常常出现的副刊作者。不过坦白说，那时候我看得出他很年轻，知道在艺文界中，有“郭衣洞”这一号人物。

由于我习惯每天看报纸，早期报纸副刊上的文艺作者，大部分的名单都在我的脑海中如数家珍。但是后来忙于弘法度众，实在没有时间去阅读副刊，慢慢地，兴趣也就转到了体育版。

当时，每天一份报纸，就是生活的重点，体育版的体育新闻，就是每天的希望。后来，又因为我们参与的体育竞赛，像篮球等，经常打败仗，明明可以赢的局面，到最后都是以几分之差输了，也曾经气愤得不看体育新闻。于是我又把兴趣转为阅读一些文艺作家新的作品，如笔名邓克保（柏杨）的《酱缸》、《丑陋的中国人》、《异域》等。从字里行间中，我觉得他已经不是我一九四九年认识的郭衣洞，这时，他已经成为大作家柏杨了。

一九六七年佛光山开山后，每天为了工程的进行、经费的筹措而忙碌，我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看报上的文艺作品。在开山期间，原来喜爱文学的我，几乎一度成为土木工程师了。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说柏杨先生为了一篇连环漫画《大力水手》，被政府逮捕、判刑，后来送到绿岛拘禁。有“原子能之父”之称的孙观汉教授，一直为他大力奔走呼吁，寻求营救，要求释放柏杨。我觉得当局们的肚量也太小，台湾已经自由民主了，只是一点言论，有这么严重的罪过吗？我也为柏杨感到不平。但是那时候，像孙观汉这样的科学家，对台湾原子能的发展有这么重要的贡献，他十年如一日的奔走呼吁，都没有办法，我们哪里有什么能力呢？

名作家柏杨参加佛光山除夕年夜饭围炉（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一日）

除了阅读他的作品，柏杨先生以往作家的生活我并不了解，只知道他出生于一九二〇年，是河南人。听说他的家庭，因为他被判刑关在绿岛而妻离子散，这恐怕是人生最悲惨的事情了。后来终于经过国际特赦组织的营救，让他提前二三年出狱，恢复自由之身。出狱后，任教于北一女中的诗人张香华女士愿意嫁给他，并且照顾他，我们感到张香华女士的情义，实在令人崇敬。

柏杨被释放了，大家真是欢喜，这也看出台湾的政治进步了。柏杨获释后，积极推动有关人权事务，他参与国际特赦组织，并且担任台湾分会的会长。他们来商借场地开会，我要台北道场的住持无条件借给他们使用。他希望我参加他们的集会，我虽重视社会关怀，但对于政治性的团体，接触并不多。

他倡导人权不遗余力，在推行人权教育上，发现到一般人把人权当作是政治性或党派问题，但他认为人权是生活的、是伦理的、是家庭的、是社会的，这项权利是与生俱来，跟生命等值。人类生而有自由、平等和尊严的权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法律面前，都有完整独立的人格。我也告诉他，佛教是最尊重生命、人权，甚至生权，因为佛陀悟道后的第一句话“大地众生皆有佛性”，就是宣誓“众生平等”的思想。

谈话中，我们对于废除死刑的议题，彼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主张要废除死刑，我则认为犯什么罪，都可以不用死刑，但是杀人致死者，若要免除死刑，这并不合乎因果，我不能同意。因为这个思想见解，不是我星云个人的，这是佛法讲的“因果论”。杀死别人，自己不死，这不合因果，我如果也这样子主张，那我就不能依止佛法，我就不是佛教徒了。如同一场辩论，他有他的看法，我也坚持我的意见，不过，我们都是君子之争，大家各自表述而已。

柏杨一生非常的用功，被关在绿岛期间，着手将《资治通鉴》撰成白话文；出狱后，又历经十年时间整理完成，并且出版。我曾经购买几十部送人，因为《资治通鉴》白话版经过他的解释、注释，让初学的人一目了然，值得推荐。我提倡白话，但是要我和他有一样的功力，把佛经典故写成像《资治通鉴》白话文，我就力有未逮了。

自从柏杨先生出狱以后，我因为挂念他没有职业，生活不知如何安排，连续好几年的春节，都请人代为致赠十万元红包给他，这也算我对于文化人、有良心人士，表达崇敬之心。

晚年，他也曾到佛光山来拜访叙谈，甚至有一年春节，他们夫妻也上山围炉，与大家一起过年。那个时候，他的夫人张香华女士必须不断地在旁边提醒，要他这样、那样，我感觉到他已垂垂老矣。

回顾柏老一生，依他的功劳品德，以及他所受的苦难，应该值得让我们社会上有良知的人对他尊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