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这一生中，有三件事情让我感到非常幸运，

第一是我出家为僧，

第二是我能和世界上有缘人士互动来往，

第三就是我喜好文学。

从一九五〇年代开始，

很荣幸地结交许多文艺界的朋友，

如：朱桥、郭嗣汾、公孙嬿、柏杨、刘枋等人，

承蒙他们常赐佳作给我负责编辑的杂志，

给当时保守的佛教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学气息，

我也颇以作为文学家的朋友为荣。

在我这一生中，有三件事情让我感到非常幸运，第一是我出家为僧，第二是我能和世界上有缘人士互动来往，第三就是我喜好文学。

我十二岁出家后，在丛林里读书，畅游法海数十年，养成我喜好佛学，也和文学结了不解之缘。我觉得两万多字的《维摩诘经》就像新诗般优美；《华严经》里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情节重重叠叠、意境非凡；而《大宝积经》就像由许多的短篇小说集合而成，精简扼要，特色鲜明；至于《百喻经》就如寓言故事，含义深远，发人深省。民间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石头记》，甚至《封神榜》，乃至于《七侠五义》等，都是我在少年时期偷偷阅读的作品，这对我后来喜好撰写文章，有很大的帮助。

二十多岁初到台湾，不知做些什么事才好，一时兴趣，就用文学的笔调写了《释迦牟尼佛传》；以一般小说写作的方法，写了《玉琳国师》；之后，又用散文的体裁、以拟人的口吻，写成《无声息的歌唱》。从一九五〇年代开始，很荣幸地结交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如：朱桥、郭嗣汾、公孙嬿、柏杨、刘枋等人，承蒙他们常赐佳作给我负责编辑的杂志，给当时保守的佛教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学气息，我也颇以作为文学家的朋友为荣。我文艺界朋友中，因缘甚深者多，实在难以一一着墨，只有列举几位，略述如后。

与姚迺昆居士（左）、笔名公孙嬿的查显琳居士（中）于菲律宾（赵超椿摄，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