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位文化人当中，高本钊居士算是与我关系匪浅、因缘特殊的一位。

他最初来台的时候叫做“刘修桥”，后来不知何故回复本名叫做“高本钊”。他是江苏徐州人，一九三三年出生。我和他结缘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时候。

当时，张少齐长者创办《觉世》旬刊，邀约我担任总编辑，由于我对报纸编务不甚内行，恐难胜任，所以就对他说：“我只能做短期代打，请你在这一段时间里，再物色一位适当人选。”由于这样的因缘，我曾经住在他创办于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九号的健康书局二楼。

记得那一年，我三十岁，孙张清扬女士在这间书局的餐厅里，用两箱黄金打造的餐具为我祝贺生日，并且告诉我，这些黄金器皿从来都还没有用过。其实我一生最不喜欢过生日，因为这一天是母难日，不值得庆贺，但是孙夫人盛意殷殷，那一天，我也只好很拘谨、尴尬地使用了。只是，如今孙夫人的这许多黄金餐具流落何处，我也不得而知了。

与高本钊伉俪（右前二、一）、王诗礼伉俪（右后二、一）于佛陀纪念馆聚贤堂（慧延法师摄，二〇一三年一月三日）

不过，就在这一场宴席中，孙夫人和张若虚、张少齐父子支持的新文丰印刷公司，邀约我加入股东。犹记得那时候，我出资五千元给予支持，还当选了新文丰出版公司的常务董事，也任职了一段时期。

当年，他们特地从德国购买印刷的机器回来，预备要影印大藏经。可是后来由于大家都不善于印刷技术，只有主其事的高本钊先生有这方面的专长，所以张少齐长者就把这个印刷公司交给他经营了。当然，我们大家也欢喜同意。

想起那一顿斋饭虽然丰盛，但也是用五千块钱换来的。那个时候的五千块钱，相当于今日的五十万元，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不过，能有因缘参与影印大藏经，我也深感荣幸。

再说，张少齐长者向我们说明，把新文丰公司让给高本钊居士的主要条件，就是要他印行佛经，弘扬佛法，我们也都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后来，高本钊居士确实也做到了，在台湾的出版界中，新文丰的佛书可以说是源源不断地在出版。可见得高本钊居士为人厚道，是一位诚信、有德之人，对于自己承诺的话都会落实。至今数十年来，新文丰犹能屹立不摇，仍然持续地发行佛书，必然是与他的重承诺有所关系。

以一部《大正藏》换得台湾第一部《高丽藏》，后来借给新文丰公司影印出版，台湾从此流通

新文丰公司影印过《续藏》、《高丽藏》、《碛砂藏》、《嘉兴藏》、《乾隆大藏经》等。其中，《高丽藏》就是他们跟我商借复印的。后来，新文丰为了表示感谢，还在每一部《高丽藏》的首页写着：

本书承佛光山星云大师惠借影印　谨此

致谢　新文丰出版公司　谨启

高本钊居士对佛教文化的推展，多所用力。尤其当年，他得知我们筹办的佛光大学正在招生时，就曾将新文丰出版的所有书籍赠送一套给学校。甚至后来他也把全部的出版品，将近四万册，分别捐给鉴真图书馆，以及他的故乡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等。

前几天，听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兴建佛陀纪念馆的消息，寄来五万元赞助。我个人并不计较这许多捐献，只是知道他是饮水思源，也觉得真是难能可贵了。

除了朱斐、陈慧剑、刘国香、朱蒋元、高本钊等热衷佛教文化工作的居士之外，在佛教文化事业上深有贡献的，还有李世杰先生。在台湾发行最早的一本佛教杂志，叫做《台湾佛教》，时任台大图书馆职员的李世杰先生，就曾担任该杂志的主编。

李世杰先生，台湾新竹人，一九一九年出生，曾受李子宽居士的邀请，在台北善导寺附设的太虚佛教图书馆兼差，负责编目工作，在此期间，他发明了“佛教图书分类法”。

早期台湾佛教出版界由于没有美工编辑，也没有人用心编排，所以对于每个月都要按时出版的刊物，只能翻译一些日本佛教的作品，报道一些台湾省佛教会的讯息。尽管如此，那个时候，李世杰先生在台湾佛教界，也算是少有关心佛教文化的人了。对于早期的台湾佛教界而言，这样的热心，也为佛教文化带来了一股生机。

另外，在台北成立大乘精舍印经会的乐崇辉居士，北平人，一九二九年出生。他编辑印行的各类佛书，于出版界里也曾为一时之选。之后他又创办了《慈云》杂志，从一九七七年创刊至今，已经出版了四百二十几期。

除此之外，从事教育的台湾大学教授李添春，一八九八年生，高雄美浓人，曾担任台湾光复前创刊的《南瀛佛教》主编；历任花莲东净寺住持的曾普信，一九〇二年生，高雄美浓人，偶尔也有一些禅门的书籍出版。再者经营社会事业，但兼卖佛教书籍的有：台北健康书局的张少齐居士，台中瑞成书局的许炎墩，高雄庆芳书局的李庆云，台南南一书局的苏绍典，基隆自由书局的黄奎等，对台湾早期出版界都有很大的贡献。

总之，早期就是靠着这些佛教文化人，和这许多流通佛书的书店，以及在我鼓励下，于各地成立的佛经流通处；再加上朱镜宙老居士的“台湾印经处”，半买半送大量古版书籍；邱舜亮居士的“普门文库”，积极印赠佛学书籍；还有我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及主编的《今日佛教》、《人生》、《觉世》等刊物，才总算撑持了佛教，共同顶下了佛教文化的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