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文化出版事业当中，和我因缘关系比较深的，应该算是朱蒋元、朱其昌居士父子了。

朱蒋元是江苏南京人，一九二三年出生。最初，他想要出版《台湾佛教寺院庵堂总录》，特地前来拜托我给予支持。我向来对于佛教公益事业最感兴趣，尤其想到过去出版《中华文化历史系统图》时，实在说，那虽然是我的发想，却是他辛苦工作的成果，而他硬是要用我的名义出版，我也不得不顺从。

《法轮》杂志社发行人朱其昌居士（左二怀抱孩子者）阖家前来拜访（二〇〇八年三月三十日）

主编《中华文化历史系统图》，在年代中编入佛教大事纪，赠送马来西亚首席部长林苍祐医生（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

据闻后来那一张《中华文化历史系统图》，在各级学校里作为老师教学之用，对教育方面深有贡献。想到他过去的付出，现在商之于我，要求出版《台湾佛教寺院庵堂总录》，我当然极愿意给予帮助了。

此外，他还要我为这一本书订定书名，并且给予题签，我也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他。只是后来有少部分的寺庙，听说是我题的书名，都不愿意承购这本书。朱蒋元居士则来安慰我说：“即使所有的寺院都不愿意购买，我也是要你在这本书上题签。”

我感动于朱居士的这种义气，也就更加欣赏他了。所以，当初他的许多文化事业，我都尽力给予赞助。例如他是华宇出版社的发行人，因此，凡是华宇出版社出版，与佛教有关的书籍，我都尽力帮他经销、推介。

后来他和我说，想要编一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以及《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希望由我担任编辑，我则委婉地表示，实在没有时间，建议他找张曼涛先生协助。没想到，张曼涛先生一开口，就要他以三十万元作为编辑目录的费用。我记得，那时候的三十万块钱，足以买一栋国民住宅，但是为了这套书出版的意义深远，我也就对他说：“我来帮你负担这部分的费用好了。”后来，张曼涛先生还算有良心，在那套书的编辑后记里提到了这件事情，总算让当时的那笔三十万元新台币，不是白白地花费掉了。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共有一百册，由于当时朱蒋元居士出版这套书的时候，印刷费很高，为了让他获利，一部一万块钱的书，我就向他请购了两百部。不过我也知道，这种有意义的书，若能在佛光山全世界的别分院或图书馆，一家放一部，也是不为多的。

至于他后来究竟印了多少部，我并不知道，但是当这套书在大陆、台湾的销路渐渐困难时，他曾前来找我，要我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购买。那时，我也都是八十部、一百部地买下来。甚至有一次他对我说，书还有八十余部，没有地方存放，希望我能全部购买，以便就此结束发行。我也二话不说，一次就通通都把它们购买下来。

朱蒋元居士后来年纪渐渐老去，由儿子朱其昌继任文化事业。朱其昌先生经常在海峡两岸推动佛教文化，我也时常购买他印行的书籍，一次也都是几十部、几百部地买。

后来朱蒋元、朱其昌父子在台北建立法轮讲堂，出版《法轮》杂志，我同样尽量给予赞助。尤其朱其昌居士有时一些书籍推销不出去了，也都会拜托我包办下来。我之所以要赞助佛教文化事业，对这些文化人聊表心意，只是为了免得发展佛教文化的人过于辛苦罢了。

说到这里，也让我想起一九六〇年代的时候，台南有一位制作僧鞋的叶居士，他一双鞋卖价是二十五元，我对他说：“一双三十元我才要买。”他一听，非常讶异，告诉我说：“人家都与我讨价还价，只肯用二十元买鞋，为什么你要多加五块钱给我呢？”我说：“我并不是在帮你的忙，我是在帮忙我自己，因为僧鞋不容易买到。但是我加你一点钱，让你的业务扩展，让僧鞋的品质提升，日后我买鞋子也就很方便了。”

对于一些佛教的有缘人经营商业，我总是想，能助其一臂之力，佛法的事业才有人肯做。所以，后来有些人做僧服、僧袜，乃至开设僧众用品店等，我也都很乐意给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