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陈慧剑居士之外，同样撰写弘法文章不遗余力的青年代表，应该就是刘国香居士了。

刘国香居士是军中退役下来的战友，一九二六年生，湖南衡山人，和道安法师是同乡，也是道安法师的得力助手。我记得，那时候在台北，他随从道安法师就好像出家的弟子般，亦步亦趋，跟随着道安法师纵横佛教会、文化事业及各种活动。尤其道安法师创办的《狮子吼》月刊，在我的记忆里，发行、编辑等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刘国香居士来担任。甚至于有时候道安法师无法参加的一些会议，也都是由他代表出席。他对道安法师的效忠、恭敬，可以说就差没有出家换上僧服罢了。

此中，他也和我时常往来。记得我在一九五九年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后，他就经常到访我们的工作场所。可惜那个时候，因为他的湖南话我听不太清楚，加上他的声音低沉，我也就难以和他畅快地纵横议论。

与刘国香伉俪摄于佛陀纪念馆（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后来道安法师圆寂，他投身到佛光山来，在佛光精舍里也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他曾经参与佛光山《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的审阅，也在我创办的《普门》杂志上不断撰写文章。而当初我之所以没有邀他参与编辑《普门》杂志，是因为那时张培耕先生担任社长。虽说两人之间不至于会有“一山难容二虎”的窘境，何况他们也没有对立、争斗，不过在我想，他们分属不同类型的性格，在工作上还是不会投机的。

除此之外，他也在“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里服务，只是那时候我决心要将这一套藏经，以比丘尼的名义出版，借此提升比丘尼的地位，因此对于少部分曾经参与编修的比丘、居士，我也就没有特意去表扬他们。在台湾，比丘尼早先是没有地位的，就连出去念经也都没有人要接受，而我能把这种情况改变，说来女众真是要好好谢谢我的。

后来，刘国香居士也在佛光山皈依，并且再三向人强调他是佛光弟子。他的著作很多，有《圣僧玄奘大师传》、《雨花集》、《红楼梦与禅》、《圆觉经》白话译本等，可以说在佛教界里也是著作等身的文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