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青年居士中，与我同时代，共同为佛教打拼的，除了朱斐居士之外，就属陈慧剑居士了。

陈慧剑居士，江苏泗阳人，一九二五年生，一生更名多次，本名陈锐。早年，他曾以笔名“上官慧剑”在佛教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而“陈慧剑”则是他最常使用的笔名。

陈居士一生的著作有多种，例如：《寒山子研究》、《当代佛门人物》、《维摩诘经今译》等。甚至于一九六一年，他的中篇小说著作《心灵的画师》也在我成立的台北三重埔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

其时，因为我主编《人生》杂志，非常注意佛教文化人的动态。所以，当我得知陈慧剑居士在花莲一所乡间的小学代课教书，兼任《中央日报》地方记者，加之于太太的护理工作收入有限，生活陷入困难时，曾一度邀请他到台北来发展。但他总是说：“如果没有太太的护理工作，光靠他一个人打拼，是没有办法养家活口的。”因此，他也就始终没能北上。

与《弘一大师传》作者陈慧剑居士

一直到了一九六〇年，那时候我主编《今日佛教》，最初是朱桥先生做我的助理，后来我发现他是编辑奇才，实在不忍埋没人才，让他再为我这一份小小的杂志屈就，便鼓励他到《幼狮文艺》去担任主编。

当时《幼狮文艺》是“救国团”的团刊，刊物发行都在百页以上，自从朱桥接编以后，扩大篇幅，充实内容，一时之间成为台湾杂志界的龙头老大。朱桥也因此在文化编辑上奠定了崇高的地位。但是对我来说，人间佛教的推展则又缺少了一位人手。

虽然那时候《今日佛教》有八个社委，但是他们都只是挂名，甚少闻问，基本上还是由我一人独自担当。所以有时候杂志出刊了，也只有我一个人卖命地从下午一直包装到隔天天亮。经过了整整一日一夜之后，好不容易把几千份杂志都寄出去了，才好像了却一件大事似的，稍稍可以松口气。

尤其，那时因为我在宜兰、罗东、头城、台北、虎尾、龙岩等地都有念佛会，在高雄还有佛教堂，偶尔总要到场给予信徒鼓励。乃至佛教文化服务处的出版工作，也由我负责策划总编，所以对于《今日佛教》的发行，实在说，是力有未逮。而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又少了一位助手，编务工作当然也就更加为难了。

后来，陈慧剑居士终于来到台北，有他帮我编辑《今日佛教》，我才得以兼顾其他佛教事业。但也或许是他在东部乡间住久了，少了城市的历练，格局并不大，只是一味地在一两篇文章上计较优劣，在发行的业务上，也就一直放不开手去发展。不过，我们还是能够非常友好地合作就是了。

之后，《今日佛教》给原创办人广慈法师收回，我就接办了《觉世》旬刊。那时，还是由陈慧剑居士协助编辑，只是后来他在台北取得了正式的中学教员资格，而我则从台北搬到了高雄，就这样，我们也就各自去为前途打拼了。

多年之后，陈慧剑居士在台北发表了著作《弘一大师传》，受到各方好评，从此也在佛教文化人当中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他又在台北举办了弘一大师画展，也邀我前去捧场，我应其所请，每年都前往参加。只是，不晓得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那时候他推动佛教发展的能量只能到此，一个弘一大师的画展只是在几十坪的小房子里举行，总觉得未能好好挥洒，颇为可惜。

不过，后来在他的努力下，“弘一大师纪念学会”终于成立，当时我也前去祝贺，并为弘一大师纪念铜像主持开光落成典礼。甚至于香港企业家徐展堂先生送我几幅弘一大师的字，我还捐了一幅送给他，表达对弘一大师纪念堂成立的共襄盛举之意。总之，我也帮助他做了许多事。

其实，在学会成立之前，他还曾出任以出版佛学书籍为主的“天华出版事业公司”总编辑。后来又到慈济功德会，担任《慈济道侣》总编辑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时候倒是有他发挥的契机，《慈济道侣》编辑得很好，可见得他还是有才华的。

陈慧剑和朱时英（朱斐）居士同是具有佛教性格的人，他们都是以教为命，虔诚正信，且热心佛教文化的居士。我们知道，一九五〇年代的台湾，佛教文化可谓如沙漠一般，荒凉无比，而他们愿意在沙漠里充任园丁，自是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