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斐，江苏吴县人，一九二一年生。“朱斐”这个名字，最初在台湾非常受冷落，大家都以为是共产党的朱德，后来我就请他另外取个名字。实际上他还有个外号，叫做“朱时英”。

朱斐居士和我年龄相仿，大不了我几岁。一九四九年，他在台中市立图书馆担任总务主任。除此之外，他也接任了《觉群》周报的主编工作。

《觉群》周报是一份由太虚大师创办，倡导新佛教的周刊，一九四八年经由大同法师带来台湾复刊，社址在台中宝觉寺。后来，大同法师因为“匪谍”嫌疑远去香港，有人建议由我来担任编辑，所以我就从中坜来到了台中。只是编了一期之后，感觉到周围的气氛怪异，直觉有人跟踪，为了谨慎起见，我便婉谢了这一份工作，回到中坜后，也不敢外出，就经常蜗居在圆光寺里。

《觉群》忽然间又没有人主编，后来就拜托朱斐居士承担编务。朱斐居士笃信净土，是印光大师的弟子，在台中时又和专修净土的李炳南居士结为师友，因此在他接编《觉群》之后，就把《觉群》的宗旨改为推崇印光大师的净土思想，并请李炳南居士担任社长。

这么一来，身为读者的我，看了就感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朱斐居士。信中我说明《觉群》这一份杂志是太虚大师所创办，有一定的宗旨，不该用来提倡净土念佛。好比张家的祠堂、李家的祠堂，祖先各不相同，不能忽然间就把祠堂里的祭拜对象给改变了。

当时我很担心这样的意见会引起他的误会，以为我反对净土念佛法门。所以信里就一再地告诉他，我们都是念佛人，我也主张“禅净共修”，但因事关大师们对佛教的发展各有理念，实不容他人予以混淆。哪知道这封信寄出去之后，朱斐居士替我全文刊登，说明他们不办《觉群》了，要重新登记，另外再办一份名为《觉生》的杂志，同样是纪念印光大师，发行还是在宝觉寺，也由李炳南居士做社长，他继续做主编。

结果这么一来，我在台湾就有了一个“反对净土”的罪名。其实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宜兰念佛会邀请我去领导的时候，由于李炳南居士先我在宜兰弘法，就告诫宜兰人不可以请我前去。事实上，这真是莫须有的误会了。

与朱斐居士（右一）应邀赴日，旅日清度法师（左一）、仁光法师（左二）、广闻法师（后排左一）等相会（一九六三年八月）

后来过了将近一年，我记得是在《觉生》月刊的第十三期，我写了一篇《当茶花再开的时候》投稿，宣扬一位少校军人信仰的转变，朱斐居士等人看了非常欣赏，也就化解了过去的误会。从此我们便时有来往，甚至于他还邀我继续为《觉生》写稿。

只是，不知经过了多少时日，《觉生》又给宝觉寺的林锦东居士收回，朱斐居士等人只有另起炉灶，于一九五二年创办了《菩提树》杂志。从第二期开始，我就成为《菩提树》的长期作者，和朱斐居士本着同是佛教文化人的想法，相互地尊重、提携，一点隔阂都没有。

尽管我为《菩提树》写稿多年，不曾获得一点报酬，乃至于“菩提树杂志社”出版的书籍也不曾赠送我一本，但是我并不介意。甚至，那时候我人在宜兰弘法，还一直帮助《菩提树》在当地推销，陆续增加了三百多位读者。

当年我和朱斐居士都很年轻，虽有出家、在家的分别，但实际上我们对佛教的弘法热忱都是一样的，只是此中也引起了一些误会。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台湾各地联合弘法、传教，许多年轻人也都很热情地参与。记得有一回，我带了宜兰念佛会的青年，他带了台中佛教莲社的青年，大家一起远征澎湖，与当地的青年会合。但是在一次的闲谈中，朱斐居士却告诉我，他对于忏云法师、净念法师、道宣法师非常崇拜，因为他们平时都不对外走动，只是安居一地修行。此话也就是说，他认为出家人应该安于一处修行，对外弘法的责任交由在家居士担当即可。

当时，我很不能接受他的这个想法，虽然我们没有为此争执，但是在我心里，逐渐地也就对他产生了距离感。所谓“佛法弘扬本在僧”，这是太虚大师的名言，何况佛经里也经常提到“僧住则法住”，假如僧团没有弘法的功能，那么僧团的作用是什么呢？

所以，后来当我主编《人生》杂志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弘法·护法·求法》，在我认为，出家众的责任是弘法，在家居士的义务则在护法。不过，后来我也渐渐地警觉到，我这个说法也不对，弘法、护法是每一个佛子的责任，并不需要分彼此。

总之，此事之后，我和朱斐居士虽然还是同在佛教里发心，但是在心态上，我已觉得彼此的思想是有很大距离的。

第二件误会，是我认为对于佛教的人事、言论应该要有褒贬。好，则予以褒扬；不好，则应给予批评、纠正。或许我的想法在他看来操之过急，但是那个时候，我心中只有佛教，没有别的挂碍，我既未想求得名闻利养，也不想做当家住持，一心只有想到佛教要兴隆、佛教要健全。或许这也是因为当年我与智勇法师在宜兴编辑《怒涛》月刊的时候，一股为佛教的热忱，促使我们勇于订下“以春秋之笔，褒贬佛教人事”的约定，期许佛教人士都能有一种重视舆论与警觉自己行为的表现。所以，来到台湾之后，就希望佛教界也能有这样的共识，可惜事实并不如人意。

我在一篇物语《香炉的话》里（后结集成《无声息的歌唱》）提出祝愿，希望一些危害佛教的人士能够早日消灭。朱斐居士看了之后，即刻写信给我，表示大不以为然，批评我出家人不可以伤害别人，并且还提出李炳南居士也同表深深地不以为然。

对于他的说法，不由得让我感叹，并为佛教的前途忧心。每个人若都想要做佛教里的好人，没有正义感，没有公德心，没有公是公非，任由少部分的人在佛教里胡作非为，佛教的未来又该如何是好呢？因此，我觉得朱斐居士太过明哲保身，太过自私了，不得不让我对他心存芥蒂。不过，对于佛门里僧信的处事氛围，我也早已明白并不容易改善。

虽然我和朱斐居士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有一些立场上的差距，但是我们不曾有过正面的争执，至今五十余年来，一直都非常友好。我不仅做了《菩提树》的长期作者，甚至于有一些特殊的文章，不管用什么笔名发表，都是先投稿给《菩提树》。例如我以“摩迦”之名撰写的《国家公园与佛教圣地》，就曾蒙朱斐居士替我在第一期发表；我翻译日本森下大圆先生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时，序品也是交给《菩提树》。

另外，我也帮忙他邀稿。像煮云法师的《普陀山传奇异闻录》，就是我替他约稿的，后来结集出书时，我还写了一篇长序。这一本书在台湾不只发行了数十万册，甚至多达数百万册，一再地再版，说它洛阳纸贵，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乃至于我每次到台中弘法，受到慈善寺、慎斋堂邀请前往讲经，座中也必定都有李炳南老居士和朱斐居士，甚至有时候晚间也还住宿到朱斐居士的府上。

因为与李炳老、朱斐居士的谈话，都是有关佛法的信仰，谈起来也就觉得很够劲。可惜每次话题都只能局限在佛教的教义上，假如论及佛教的人事、事业，我们的意见就大不相同了。所以后来《菩提树》在发行了几百期后，或许也由于我的事业很多，他就交给了一位来自越南的，台北灵山讲堂创办人净行法师（一九三四年生）接办，而没有说要让我继承了。

不过，在朱斐居士还未交出《菩提树》的前几年，我在南部建设佛光山时，为了给佛学院学生精神上的鼓励，写了一篇《怎样做一个佛光人》，这是为“佛光山”的学生所写，故名之为此。听说他对我文中所述“佛教第一，自己第二；大众第一，自己第二”等观点相当认同，认为这岂只有佛光人要这样做，所有佛教徒也都应该如此，所以在刊登时，还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改为《怎样做一个佛教人》。

承他的好意肯定，但是佛教那么大，团体、宗派那么多，我也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在佛光的小范围里提倡。等于太虚大师过去“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菩萨瑜伽戒本”，他对于僧团的革新理念，从最初《整理僧伽制度论》中以设立八十万教团的目标，到《僧制今论》中减为二十万，再到《建僧大纲》说的四万，到最后缩减为一座道场，创立“菩萨学处”。

我也是一样啊，我哪敢要广大的佛教徒都能听我的意见，我只能要求佛光山的徒众这样想，并且要求他们这样做到就好了。

当然，朱居士的想法也没错，但是我还是为彼此几十年相处下来，在思想上的一点差异，感到很可惜。

朱斐居士除了创办《菩提树》，还创办了菩提医院，成就了慈光图书馆，可以说，当时台中佛教事业的发达，就是借助李炳南居士的领导，和朱斐居士为教的信念所成就的。

后来，他移民到了美国，在我觉得，是应该要让他“移民”到佛光山来的。只是那时我才开山，不具备移居的条件，当然也就无法获得他的前来了。不过事实上，朱居士这个人也有“只为佛教”的发心，并没有想要佛教对他如何优待。再说，他是台中佛教莲社人，当时台中佛教莲社势力很大，其实也就是在照顾他、庇护他了。只是，之后他不知何故，又从纽约跑到故乡上海，大概是由于夫人邓慧心女士去世，失去了老伴的男人，也就想到了故乡吧。

他在大陆生活了多年，偶尔回台也和我小叙。但是那个时候，我正为了佛光山内外的法务，忙得不亦乐乎，也就逐渐地疏于联络了。一直到现在，听说他住在台中的一个养老院里，已经九十多岁高龄。虽然他还是没有来佛光山居住，但是有邀我前去看他，只是我因为法务繁忙，因缘尚未成熟。

由于朱斐居士也算是我的老友故人，尤其对台湾佛教文化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对于这样一位同为宣扬佛教而努力的道友，不禁心系念之，备感怀念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