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西来寺自从落成启用之后，就被誉为“西方的紫禁城”。有人说，以西来寺规模之宏伟、建设之完备，本身就可以成为一所大学！但是我不敢这样草率，首先在西来寺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得到准许设立大学，同时还准许我自任校长，于是开始积极着手筹办建校事宜。

这中间当然也经过了一番相当的周折，后来在洛杉矶郡（Los　Angeles　County）的柔似蜜市（Rosemead　City），有一所天主教的大学想要出让，因为要价不高，只需不到二千万元美金的费用，我就可以在美国办大学了。

美国人非常热情，一听说我要办大学，就有好多来自各行各业、各科各系的信徒、学者，自动自发来到西来寺参加建校会议，表示愿意协助我们筹建大学。

那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我认为美国人在中国兴办了很多教会大学，站在文化交流的立场，我们也可以回馈美国，在美国办一所大学以示酬谢。不过，据说当时也有华人在美国筹设大学，只是很快都夭折了，并不容易成功。因为在美国办大学，本身是一个很庞大的投资，而且是没有回报的付出。

此时，我对于只需少许的经费就能办一所有规模的大学，感到满心的欢喜。

说到办大学的资金来源，是缘于一个巧妙因缘促成的。有一次，我在台北民权东路普门寺，寺里正举行“梁皇宝忏”法会。看到徒众的办公桌上有毛笔、墨水、砚台，我就顺手在白纸上写字。此时，有一位信徒走近我的身旁，悄悄地递给我一个红包，打开一看，赫然见到十万块新台币。十几年前十万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我一向不大愿意接受信徒给予红包，便赶紧退还给他，他怎么都不肯接受，并且还说：“这是给您的喔，不是给佛光山的。”我不知如何感谢他，就拿起手边刚写好的字，告诉他说：“好吧！这幅字就送给你，不过这是一张油印纸。”得到这一张纸的信徒，非常欢喜，拿到佛堂里跟人炫耀，他向大家说是我刚才送给他的字。大家纷纷问他是怎么拿到的，他说是用十万元请到的，其他信徒也纷纷要求说：“我们也要出十万块钱，请大师送一张字给我们。”信徒的盛情实在不好拒绝，两天下来，一共写了一千多张。一时之间有那么多钱，我也不知该如何使用，那时，正好要准备筹建西来大学，于是就把钱给西来大学建校。可以说，西来大学是写字写出来的。

但是正当诸事具备，准备将原来天主教的大学更名为西来大学时，美国政府有意见了。他们说旧校舍使用含毒的石棉建材，美国法律已明令禁止，因此不让我更改校名，必须先把硬体设备做好。

这件事给我当头一棒，因为在购买洛杉矶的新校地以前，原先我们在纽约州已购买四百七十五英亩的土地准备来办大学。这里有山有水，甚至还有瀑布从山顶流下，是个极为美丽的地方。旁边还有一条像运河般的河流，据说纽约一千多万人口就是饮用这一条河流的水。

但是，当时感觉纽约和台湾距离很远，必须花十二小时坐飞机到洛杉矶转机，还要经过五个小时以上的航程，才能抵达纽约。从机场再经过二个半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大学的校址，我认为路途遥远。因此我心想，如果能在洛杉矶设校，对居住在台湾的人来说，往来比较方便。

后来这一个心思虽然如愿，得以在洛杉矶柔似蜜市购得校舍，却在付款以后才发现，学校的建筑必须清除含毒素的石棉，甚至必须拆除重建，政府才准许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立大学。

于是又花了一笔经费，总算把西来大学办起来了。从一九八八年筹备，到一九九〇年终于获得美国政府正式立案通过，于是西来大学成为中国佛教在西方国家创办的第一所大学。

西来大学硕士及博士生毕业典礼，为毕业生加冠及颁授学位证明。前排：古鲁格教务长（左一）、心定法师（左二）、陈迺臣校长（左三）、慈惠法师（右三）、慈容法师（右二）、胡梅子博士（右一）（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西来大学创校之初，虽然政府准许我担任名义上的校长，但总要有人坐镇主持校务。这时，有一位斯里兰卡籍的古鲁格先生（Ananda　W.P.Guruge），是一位佛教学者，我就请他前来担任教务长。出生于一九二八年的古鲁格先生，还曾经担任过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馆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等职务。

那个时候，依法法师也即将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宗教博士学位，我请他的指导教授温斯坦，让他的博士论文能够早一点通过，所以依法也顶着耶鲁博士的头衔到了西来大学。

西来大学规模不是很大，师生也不多，但人事意见很多。后来，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必须请一位专任校长驻守校中才能解决问题，我就邀请台湾花莲师范学院院长，同时也是佛光会的理事陈迺臣博士，前往西来大学担任校长。

陈迺臣博士，一九四一年生，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哲学博士，做过高雄师范大学教育系系主任，也和夫人胡梅子女士共同在佛光山丛林学院授课过。

陈迺臣校长在西来大学三年任内，不负所望，校务蒸蒸日上，让学校于一九九五年获得美国政府准予核发Ⅰ-20学生签证，可以正式招收国际学生，更于二〇〇二年通过“美国西区大学联盟”（WASC）认证为准会员，成为美国首座由中国人创办且获得该项荣誉的大学，也写下了中国人在美国办学的历史新页。

但是三年期满，陈迺臣校长一再向我说明，他的愿望是要翻译《大般若经》，已经接近完成阶段，要我找人继任，于是就找来认识二十余年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兰卡斯特教授担任校长。

兰卡斯特教授（Lewis　R.Lancaster），一九三二年生，美国弗吉尼亚州人，白发苍苍的学者模样。他是威斯康星大学博士，曾任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主任，为伯克利大学佛学博士班创办人之一。他也曾受新加坡教育部聘请编辑佛教教科书。

他本身是藏经版本的专家，对韩国佛教尤有研究。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梵文佛典网站，是西来大学的“数字佛教经典”（Digital　Sanskrit　Buddhist　Canon）。网站就是由兰卡斯特校长与尼泊尔龙树正法书院（Nagarjuna　Institute　of　Exact　Methods,　Nepal）的负责人，明·巴哈杜如·释迦（Min　Bahadur　Shakya）教授共同指导，而由米洛·释迦（Miroj　Shakya）（美国西来大学的佛教学硕士）负责执行完成。

兰卡斯特对西来大学虽有理想、计划，无奈我们的经费有限，难免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他担任三年的校长，并在任内协助西来大学正式成为美国西区大学联盟（WASC）的会员，也是功在学校。

由于学校的发展，一定要有优秀的校长人才，这时有一位黄茂树先生（Allen　Huang），在北科罗拉多大学担任近三十年的首席副校长。由于他的教育经验丰富，经常往来美国、大陆、台湾三地，应邀指导各大学的行政。有这样的好因好缘，西来大学可说如鱼得水，对未来的发展，充满无限希望。可惜他的尊翁去世后，只有太太孤单一人旅居在科罗拉多州，他无法安心，只得请辞，返乡陪伴家人去了。

与西来大学校长兰卡斯特教授

这时候，我又有一个好机会，可以请到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副会长，也是香港大学副校长的李焯芬教授前来担任西来大学的校长。

李教授是广东中山人，一九四五年出生于香港，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也是地震和水利工程专家。平时热心佛教教育，为佛香讲堂担任香港佛教学院院长指导十余年。我请他继任西来大学校长，他也首肯，表示正逢他在香港大学届满退休。只不过在他退休后，学校却不肯放人，也就无法到洛杉矶就任校长之职了。

在美国办大学，深感校长难求，既要了解东西方文化，也要有娴熟的中英文。正感到万分为难的时候，高雄中山大学的副校长吴钦杉教授，愿意为佛教办学的理念奉献，夫妇决心辞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职务，前往西来大学就任。

西来大学董事依空法师颁发聘书给新上任的西来大学校长吴钦杉博士（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七日）

吴钦杉校长，一九五六年出生，台湾云林人，是美国宾州大学的财经博士。他上任之初，听说美国西区大学联盟的督导、委员们表示，西来大学的校长换得这么频繁，对学校的稳定发展不利，就问他能当多久的校长？吴钦杉校长回答说：“我现在五十六岁，应该可以做到七十岁没有问题吧！”委员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至此我也终于可以放下一颗悬挂的心，不必再为校长继任人选的问题而费神了。

两年来，西来大学在吴校长带领下，二〇一一年八月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任为“国际大学校长协会（IAUP）”的会员，随后受邀参加该会年度联盟会议；而驻联合国大使亦将组成参访团，至西来大学参访交流。这可说是西来大学继获得美国西区大学联盟（WASC）认证后的另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