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述创办西来大学之前，我应该先说一说中国文化大学印度研究所。

一九六七年，我在佛光山开山建寺以后，致力推动弘法利生的事业。在那个时候，兴办大学的念头，一直在我心中酝酿着。

我没有教育背景，也谈不上什么知名度，要办一所大学谈何容易？但最早请我参与大学教育，也是第一位与我有缘的大学校长，不容讳言，就是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了。

张其昀先生，一九〇一年出生，宁波人。他的学问很好，是教育家、史学家，也是地理学家。他曾担任过“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在那时的体制里，有他一定的地位，但筹办中国文化大学，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教育部长”和“党部秘书长”的职务，都有国民党做背景，但中国文化大学是独资创办，光在经费上，就不是那么简单一下子就能成功的。

在一九八〇年，中国文化大学创校十八周年的时候，张创办人邀请我到文化大学担任“印度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并且邀请慈惠法师担任“日文”和“原始佛教”课程的教授。他曾比喻：学术是一座五重塔，依次而上是人文、艺术和哲学，最上一层是宗教，居学术界的顶点。因此，必须为社会培养这样的人才，于是成立了“印度文化研究所”，成为台湾第一个有关宗教文化的研究所。

我敬佩于他的宏观，但我交不出完整的学历来担任所长，承蒙他对我也不计较，后来就以美国东方大学（Eastem　University）颁赠给我的荣誉博士学位，当作是我的学历，在文化大学担任研究所的所长，甚至也是“教育部”博士学位的审查人。

还记得当我准时赴约上华冈的时候，他把校内的一级主管都安排在礼堂欢迎我，并且在致词的时候说：“中国文化大学办在华冈，华冈就是一所丛林寺院，我们今天欢迎丛林的方丈大和尚回来。”

后来，他又聘任我做文化大学的董事，加入董事会。说真的，那个时候，我对大学的教育事务还没有接触，也还不懂。所谓“董事”者，真是不懂事也。

但是，不知道是与张创办人宿世的因缘，还是他的独具慧眼，总是要帮助我、成就我。他曾经拿了一张他写的纸条给我看，他说，要向“教育部”申请设立“宗教学院”，请我做中国文化大学第一任宗教学院的院长，并且请慈惠法师担任佛学系的系主任。

受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右二）礼聘为该校首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长。图为与诺贝尔奖审查人桑德士（右一）、潘维和校长（左一）、李瑞爽教授（左二）在一起（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一日）

那时，他已卧病在床，我去探望他，他把那张纸条掏出来想要交给我，意思就等于一张聘书的证明一样。我明白他的心意，但安慰他说：“张创办人，您的好意等以后再说吧。”所以也就没有接下他的那张纸条。也因为他到底年老了，在生病之后，就无力经管学校的事务，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那同时，他最后对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在文化大学能设立一个以玄奘大师之名而建的“玄奘馆”，将来宗教学院就设在“玄奘馆”。他说，文化大学要帮助“玄奘馆”募集基金。

但我知道，当时文化大学已经负债累累。当然，张创办人有心要在大学里成立宗教学院，我也要义不容辞尽心尽力去完成。

说来，佛教界的信徒也真热忱可爱，在一九八一年初左右，他们知道我要在文化大学设立“玄奘馆”，便筹集基金七百余万元，光是碧山岩的比丘尼如学法师就捐了一百万元，那时应该是足以筹设一所“玄奘馆”了。

可惜，张创办人一病不起，后来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以八十四岁之龄过世，文化大学就由他的公子张镜湖先生从美国回来继任。那时，我把募集“玄奘馆”的基金，全都交给文化大学，但经过一二年，一直还不见动静，我去函向张镜湖先生询问“玄奘馆”的筹建事宜。他和他的夫人穆闽珠二人到台北来探望我，说明没有办法建设“玄奘馆”，而且钱已经用掉了，也还不出这笔款项，希望我就把这笔钱捐给文化大学吧！

事情到这个程度，为了表示对教育的热忱，也只有允认。只是，对那些向我与大学校长们出资许多的功德主，实在感到无限的抱歉。

张其昀先生是一个有魄力的政治家，他和蒋中正先生同是浙江人，也是蒋先生得力的左右手、身边的红人。只是那时陈辞修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彼此性格、处事风格有所不同，大开大合的张其昀先生，就不能那么随意施展。后来，他刚好有意办一所中华文化的学校，就辞去“教育部长”的职务，转而去办大学了。

现在回想起来，感谢张创办人的爱护提拔，让我因为担任“文化大学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长”而提升了知名度，好似这是经过“‘教育部长’张其昀”认定的，各个学术界、教育界对我就另眼相看了。

由于张其昀先生对佛教的友善，以及和我的这一番结缘，我在离开文化大学后，东海大学校长梅可望先生也请我担任客座教授，授课了六年。这种种的因缘，让我想要兴办大学的志愿就更加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