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那时候年轻，只要起早待晚，就可以完成写作，还有很多的余力，就去度化青年、教育儿童，为佛教办些活动。后来，因为佛教杂志太过保守，文章乏人阅读，自己冒险写了《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这两本书引起的热烈回响，其盛况真如洛阳纸贵，出版至今超过六十年了，仍然持续不断地再版，发行早已超过百万册了。其实，那时写作也没有稿费可拿，完全是基于护教的心情，可以说是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

然而这些基于护教而发表的文章，也为我带来一些涟漪。例如，一篇文艺短篇小说《茶花再开的时候》，秦江潮先生专程来为我指教；还有一封写给京剧名伶顾正秋女士的信，抗议她在永乐戏院演出有损佛教形象的戏剧，引发了轩然大波。

尤其我写了一封信给朱斐居士，批评他不该把太虚大师的《觉群》周报，改作纪念印光大师的刊物，也引起了对我很不利的反应，导致他把《觉群》停刊，另创《觉生》杂志。另外，一篇短文批评“《中华佛教美术》”所刊出的佛像，把头脚切断，是对佛教不敬，招来东初长老对我的不满。甚至佛教同道间的指责，也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所以这之后，我感觉自己志不在写作，因为空洞的言论，对佛教也于事无补。因而就想进入佛教会，参与佛教界实际的改革运动。可惜，因缘不具。因为当时许多主事教会的长老，并不喜欢我这样性格活跃的人，所以那些年我在佛教会里，他们时而要我，时而拒绝我，让我感到进退两难。我后来想，“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侍”，我应该找一个佛教领袖，跟随他，助他推动佛教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