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替老和尚看守山林的时候，白天，只能看看森林里跑来跑去的猴子和松鼠，计算着时间，等候寺中送来的饭食；夜晚，我只有听听风吹松柏以及猫头鹰的叫声，就住宿在山间的草棚中。为了不让宝贵的青春与生命无谓地虚度，我就在那只能容身一人的草棚中，伏在乱草堆旁，写成了《无声息的歌唱》，这也是我的第一本著作。甚至，在新竹青草湖从事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工作时，利用零碎时间，翻译了日人森下大圆的著作，出版《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

所以后来“《中央日报》”也要我去做记者，甚至《今日青年》的发行人秦江潮先生，还亲自从台北到圆光寺来面邀我，到他的杂志社担任编辑。但，这些邀约我都推辞不去，为什么？因为我要把和尚做好。因此，后来读到古德“昨日相约今日期，临行之时细思惟，为僧只宜山中坐，国士宴中不相宜”的诗偈，就颇为印心，古代大德辞却社会的功名富贵，入山深居，在淡泊里养护身心，我好像也有了过去古德的这种心情、言行。虽然当时，我一无所有，贫无立锥之地，但我知道自己，必能在佛教里有所贡献。因为我不懒惰、不推诿、不敷衍，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与佛教、常住的利益有关，我都勇于承担。

也因为这样的性格，我后来为《人生》杂志义务编辑了六年，在《今日佛教》八个社委中，被推为首席，编辑、写稿、发行，都是我一个人，那时候，也不知哪里来的精神毅力，甚至还帮其他的佛教杂志写稿。大概因为这样的关系，获得《觉世》旬刊创办人张少齐长者的欣赏，他邀请我担任《觉世》旬刊的总编辑。就这样，贫僧一路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今日佛教》杂志

《人生》杂志

记得到宜兰弘法三个月以后，信徒在监狱用三十元台币买了一张便宜的竹椅，从此每天晚上，等到大家就寝以后，我就把佛前的电灯拉到房门口，趴在缝纫机上写作。在现代人看来，或许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我，非常珍惜这份难得的机会。那年我二十六岁，生平第一次使用电灯，在此之前在栖霞山、焦山、宜兴、中坜、青草湖等地，都没有电灯，所以尽管群蚊乱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有时写到次日破晓，耳闻板声，才在心满意足中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