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果老和尚

但是我到了二十岁以后，也曾有一个挫折。因为我有一位学长智勇法师，他跟我共办了《怒涛》月刊，他写作之快，就如过去古人说“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一篇万言的文章，他总能轻而易举地交卷。那本《怒涛》月刊，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他的稿件。我忽然感到自卑，觉得我愧不如也。

之后，凡是他叫我写文章，我就说：“你来啦！”他要我写个评论，我就说：“你代我写！”在他前面，我不敢舞文弄墨了。本来共同合作《怒涛》月刊，是因为志同道合，想为佛教创立未来的新风气，但在意志上，我却觉得惭愧，感到不能与他相比，所以一度觉得不必丢人献丑，迟迟不敢写作。我们编了十八期的《怒涛》以后，在南京华藏寺为新佛教开始了一段革新运动。后来，我就到了台湾。

与智勇法师分别后，我觉得写文章没了压力，好像就有一点活跃起来。尤其在挂单的中坜圆光寺，正是台湾佛学院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创办人妙果老和尚，要我替他代笔，写一篇《回顾与前瞻》的文章，要登在毕业纪念册里。为了报答他的收留，我就快速把文章完成了。

看过文章后，老和尚不放心，因为他是台湾人，对汉学不是有很深的研究，就把文章拿给教务主任圆明法师看，问他：“你看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圆明法师看了以后，坦白跟他说：“应该是出于东初法师之手。”我当时才二十三岁，所以妙老一听，就非常称心快意，觉得我能代他六七十岁的高龄，写出他的教育理念，还能够跟有德有望的东初法师相比，因此他对我就更为重视爱护，不但让我替他到法云寺看守山林，带我到苗栗客家村庄去传道，尤其，他当时是新竹县佛教会的会长，服务地区包括苗栗和桃园，我就几乎成为他的秘书，帮他处理这些地区的佛教文件。

那时候的事务也不是很繁忙，年轻人总想有个事情可做，我又非当家、又非知客，在寺院里面除了早晚课诵，百无聊赖，因此，就为台北的《今日青年》、《今日佛教》投稿。后来，佛教里有了《觉生》、《觉群》、《菩提树》、《人生》等杂志，我感觉到我的园地很多，就不断在这些园地里播种。那时候没有一点图利的心，只要自己的文章能印成铅字，看起来就很够味了，可以说，比吃珍馐美味的饮食还要令人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