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期间我和道友们在华藏寺提倡“佛教新生活运动”，以白塔山办《怒涛》杂志的经验，推动革新旧有的佛教，向新佛教迈进。这也算开拓了我的思想，成为我走上弘法利生的最大助缘。

来到台湾以后，虽然贫僧不是什么很高明的人，但乐于与人同享知识。在中坜圆光寺挂单的时候，就有不少的人，三五人一组，由我给他们讲授国文、浅显的佛经。尤其到了一九四九年，我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一面教学相长，一面服务行政，一面率领学生修持。边学边教，一个学期忙下来，应该消瘦不止七八公斤，可见贫僧对教学的热忱和用心了。

后来到了宜兰，贫僧不会音乐，但我为大家写了许多歌词，如：《弘法者之歌》、《快皈投佛陀座下》、《西方》、《钟声》、《佛化婚礼祝歌》等。我不懂文艺，只是稍懂一点文学，却在宜兰开起文艺班授课；也凭有限的佛法，竟在那里讲经开座，弘法利生。

渐渐地，经常有各界人士来拜访。教书的老师来了，谈一些教育的经验；商界人士跟我谈经营买卖的过程；军人来了，讲一些军中战争的情况；政治家也会说一些政治的人我是非……。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大陆一些学者、专家、名流集中到台湾来，他们也不容易找到对象谈话，知道在宜兰雷音寺小庙里，有一个能与人对谈的和尚，所以就来找我谈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