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机会，受大醒法师之邀，要我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的主任秘书，其实就是一个佛学院的教务主任。我自知没有行政的经验，哪里能做秘书呢？后来种种的阴错阳差，隔了一段时间，我还是到了新竹青草湖灵隐寺，担任起教务主任来了。那个时候，警察不准我们外出，可是佛教会要我们每个星期到新竹市区讲说佛法一次，每次外出，都必须要向派出所请假允许才可。其实，说来好听，名义上做教务主任，事实上是画地为牢。

一九五三年新旧历年间，讲习会迁移到台北，因此我也就得以脱身，离开了新竹，受邀到宜兰讲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是一部由日本人森下大圆写的著作，我边学日文边翻译，很受台湾读者的重视，也就边讲说这部经典了。

那个时候，台湾距离“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已有一段时日，社会上的“三七五减租”、乡镇长的选举，社会白色恐怖的气氛，已经有所改善了。但是，我在宜兰，经常受警察不断的骚扰。比方，每个星期半夜叫我起来问话，甚至于弘法时，因为放映的幻灯片上有日文的字样，都受到警告、监视。不过后来，因为对传道的热心，我也把生命都豁出去了，与各地的警察经常捉迷藏。慢慢地，终于为台湾的佛教走出一片天地。当然，其中艰难困苦的辛酸，就不是一两句话可以道尽的了。

贫僧一生的岁月，在国家、社会层面遇到的不平不谈，就是在佛教里受长老们的压迫，虽不能说罄竹难书，也是不止多次了。例如，我为东初法师编辑《人生》杂志时，替他赶在交代的前一天晚上，从江子翠走到万华火车站，再到台北转车到北投。下了车，外面正下着毛毛细雨，贫僧怕杂志淋湿，脱下长衫，把它包起来，扛在身上，爬上了山顶，好像已经将近夜晚十一点钟了。发行人东初法师看到了也非常欢喜，就对我说，你很负责任。因为太晚了，没有交通工具没办法回台北，就留下来，住在法藏寺。

《人生》杂志

《普门学报》

第二天他跟贫僧讲，我中午要请客，你就留下来帮忙招呼吧。对于院长的托付，我当然乐意，就准备餐具布置。但当要吃饭的时候，他忽然叫我，你怎么不到厨房去吃饭？贫僧觉得，这是很大的侮辱，我也做过校长，我也做过住持，我也是现在杂志的主编，连跟你们坐一桌吃饭都不可以吗？好，到厨房去吃饭！

这时经过厨房，看到厨房里面忙的那许多人，贫僧都不认识，实在不好意思进去吃饭，就只有走到旁边悄悄地下山。法藏寺的台阶到山下，应该有四百阶之多吧，我好像踏在棉花上，或者走在云端里，怎样走到山下，现在也不复记忆了，但我心中一点怀恨都没有，发愿将来一定要普门大开，欢迎别人来吃饭。

后来在普门寺，真的设了两桌，每天供给往来人用饭，从不问人姓名。在佛光山开山最初的时候，一二十年中，凡是到佛光山的出家人，除了一宿三餐的供养以外，临走的时候，还要给五百块钱红包作为车费。所以后来贫僧很多的事业都叫“普门”，就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