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我回到了南京。当时在南京华藏寺，由智勇法师担任住持，我们是同学，情同手足。他一见到我回来，忽然就说他不要做住持了，要把住持让给我，所以，我在南京华藏寺做过短期的住持。因为那个时候正发生“徐蚌会战”，路边的死尸很多，智勇法师发心做“僧侣救护队”，去收埋路边这许多的死尸。他招募队员半年以后，也招募了一二百人，共同参加僧侣救护队。但那个时候，有人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对，怎么可以把不知姓名的人埋葬了，让他们的子孙找不到他们过世的家人？这个工作应该要先接受训练。

但到哪里去训练呢？他们说要到台湾去训练。智勇法师忽然就放弃了组织僧侣救护队的行动。我觉得他的决定不当，因为你邀约了那么多人，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我就说：“你不去，我去。”当时有许多人说要到延安大学去读书，也有人说要到台湾的国民党那边去。我们年轻，根本就分不清国民党、共产党，因为关闭在寺庙里面，对社会的情况不太了解。不过，在南京，已经由家师接洽他的朋友孙立人将军，因此我就奉师父的命令，拿了他的十二块银圆到了台湾。

决定要到台湾的时候，也有人叫我要到延安，我也搞不清楚台湾和延安，也搞不清楚国民党、共产党，只想到要有路可走，就这样，我也糊里糊涂的，在太平轮失事后不久就从上海乘船到了台湾。这是在大陆最严重的一次受难经过了。

大师与参加“僧侣救护队”渡海来台的法师合影

我到达台湾，是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刚过完年不久。虽然遇到一些困难，差点引发我生命的危险，又挂单不着，前途渺茫，不过也不算苦难。感谢吴伯雄先生的父亲吴鸿麟老先生帮我办了户口，让我可以留下来，后来居住在中坜圆光寺。

记得到了五月的时候，台湾的行政长官陈辞修下令逮捕大陆来台的一百多位僧侣，包括慈航法师、中年出家的黄胪初将军（律航法师），当然我也在其中。那个时候被抓起来的，大部分不是枪毙，就是用麻袋包起来丢到海底。

我记得我们被关在桃园一个仓库里二十三天，好在是夏天，大家都睡在地上，也不觉得寒冷。靠着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老先生、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立委”董正之、“监委”丁俊生等人，为我们奔走呼吁，在白色恐怖的那个时代，我们终于获救了。这应该也算是一次比较严重的受难过程吧！

释放以后，感谢圆光寺照样收留我们，我们就更加勤劳地为常住服务。打水、担柴、拉车、洗刷厕所等，心甘情愿。当时的住持妙果老和尚，大概是欣赏我的勤劳，亲自带我到苗栗法云寺，要我在那里看守山林。我的《无声息的歌唱》那本处女作，大部分就是在那个山上的茅棚里，伏在地上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