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沈家桢居士邀请我担任“密勒日巴学人奖学金”的审查委员，每次从高雄到台北开会，都有六百块钱的车马费。有一次，我认为论文的奖金应该要提高，因为重赏鼓励之下，才有人愿意为佛教著书立说，只有三千元，要人写五万字的论文，实在微薄，应该要五万元。

但是主席南亭法师，三番五次地叫其他委员不可以听我的话，并且怪我不可以有如此的建议。因为同样的态度欺压，一而再，再而三，终于让那时年轻气盛的贫僧不能忍耐，桌子一拍，就说：“你凭什么倚老卖老！”便拂袖而去。自己想来，愧对长老，不该忤逆犯上。实在说，青年僧伽通过这许多长老的言论、思想而能够在佛门生存，实在不容易！正如李敖先生说，中国的老人，不但不肯交棒，还要给青年人当头一棒。

再有，白圣法师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之尊，三番五次阻碍我赴海外访问的机会。有一次，越南的禅定法师知道台湾的情况，特地专函邀请我到越南，参与他们的社会福利基金发展会议。当然“中国佛教会”也受他们邀请了。

那个时候去海外，都需经事前的会议，要由国民党来随队监视，才可以赴海外，贫僧知道要去海外一定要跟随他们的团体。我从高雄坐夜车，到了台北，正逢他们即将开会，白圣法师一见到我就问：“你来干什么的？”我说：“越南也邀请我去开会，我想来参加会议啊！”他又对我说：“我们大家都不欢喜你，你回去吧！”

我一向很有节制，但那个时候，刹那之间，我实在反应不过来，不过我还是忍耐，跟他说声谢谢，就回头了。我走到会场外面，会议中的“立法委员”莫淡云女士跑出来说：“你就这样子回去吗？”我说：“不这样回去，我又怎么办？”我想她也无能为力，所以就走到火车站，搭火车回到高雄。抵达时都已经是傍晚了。

综上所述，贫僧一生所受的苦难、屈辱、伤害、歧视，一言难尽。不过，所幸佛门里有忍的修行。忍，不但是力量，而且是智慧，六度里的喜舍、苦行，尤其忍辱，虽不能圆满，在滥厕僧伦中，贫僧也应该够条件做一个出家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