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夫倒也好心，虽然才在天将微曦的时刻，他还是摇摇晃晃地带我过江去了。快要抵达对岸的码头之前，好像在焦山这边的码头有人挥手大叫，船夫一听，忽然对我说：“你是溜单的吗？”他以为是焦山的人要他把我带回去。

我内心有愧，但也不敢开口，心想：“这下子真是苦难来临。”及至回到焦山的码头边，才知道，原来是一位老师也想过江，因此叫船赶快回来。那位在家的老师一登船之后，我就理直气壮地责备那位船夫：“你怎么可诬赖我溜单呢？”他连声向我道歉。到了镇江，我登上了岸，赶紧跟师父会合。有关去留，是我感觉到的又一次苦难。

到了祖庭大觉寺，我们的庙是以务农为业，没有香客、没有信徒，只有靠几个工人种田，维持生计。我本来就是农家子弟，回来后，当然投身以农为业，也不以为苦。正在这个时候，宜兴的教育局任命我担任一所国民小学的校长，我觉得非常的意外。我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看过学校，我怎么能做校长呢？但好事降临到我的身上，机会难得，我不能推辞，于是想办法“做中学”。

从此，我就安住在祖庭大觉寺里，我的理想是一面在大觉寺设立一座农场，办好一所学校，让社会不至于讥讽出家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分利分子。

但是，幸运的后面，苦难的日子却随之而来。一年半后，尽管白塔山属穷乡僻壤，白天，因为刚抗战胜利不久，国军经常来巡查，他们一来，我们寺庙里所有的牙刷、毛巾都一扫而空，这也可见得，当时的国军他们很是贫苦。晚间，共产党的游击队前来问我们：白天国民党的军队来这里做什么活动？我们处在夹缝的痛苦中，生命犹如游丝。听到寺外的狗吠，总是胆战心惊；有时候半夜得爬到屋顶上，巡看四周有什么土匪坏人，因为听说我的一位师祖，就是在大觉寺给土匪砍断了双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