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日本朋友当中，除了前述诸大名山的长老大德如丹羽廉芳、中青年的岩本昭典等人以外，近二十年来最引以为好友知己的，就属吉田实先生了。

吉田实是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曾在新加坡担任支局长，后来又调派到大陆做特派员，他和我一见投缘，一直很卫护我，一再地替我解开大陆对我的误解；也曾在日本的报刊上，写过多篇介绍我的文章，甚至为了推举我，还特别请我到日本国会大厦的宪政会馆讲演。

记得那一年（一九九一年），正是我不小心跌断腿骨的时候，起初我跟他讲不能去了，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欢迎你来讲，因为日期、地点和邀约的听众等都已经订好了。”就这样，我虽然坐轮椅，为了讲求信用，承蒙他们不弃，依然如期前去讲演。

那一次他们要我讲的题目是“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哪里知道这么进步的日本，在国会的宪政会馆里面竟然没有残障坡道，最后是现场的几位议员一起帮我把轮椅抬上讲台的。那一刻，我忽然有一个念头：多少年来，中国人都是给日本人欺负，假如日本人和中国人能有这样的情谊，大家不必计较大小、贫富差异，中日是兄弟友谊邦交，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吉田实先生和我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一直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能协助他促成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联合在东京展出。我为了此事，特地去拜访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先生，最初秦先生一口答应，没有问题，但只有一个条件：要展出，就只有两个故宫，法门寺的文物不可以参加！因为他认为两者就内容上而言，台北故宫是超越北京故宫的。

后来，台湾方面大概也有人提出建议，需要日本政府出面保证这些是台北故宫的文物，展出后务必再送回台北故宫。但是日本政府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他们也担心这些文物到了日本，万一被大陆追讨回去，台湾本来是一片好意，愿意成就这一桩美事，到最后却赔了夫人又折兵，划不来，所以此事就不能达成。

后来佛光山在日本成立道场，我每次到日本，吉田实先生都是第一个来拜访我，他很多的朋友也陆续邀约我访问。在他去世前，他写了一本有关他一生从事记者访问的书，书名是《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里面有一章特别叙述我和他的往来关系。吉田实先生在二〇一〇年去世，这么一位老友的凋零，令人不胜唏嘘。

吉田实先生过世了，接着与我友好的一个新朋友，就是蒋晓松先生。蒋先生虽然旅居日本，但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在世界各地办了好几所高级大饭店；他是一个文化人，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扬名国际的“博鳌亚洲论坛”就是由他推动和策划的。尤其是二〇〇一年，在海南博鳌召开首届“博鳌亚洲论坛”，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先生等领导人都有参加，我临时受他邀请，也参与了这场盛会。两年前他在日本过六十大寿，邀约我前去参加他的餐会，在座的还有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等重要人士。

我和蒋晓松先生在世界各地常有聚会，他曾在访问台湾时，到佛光山来拜访我。二〇一一年底，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落成，蒋先生特地前来参加佛陀舍利安座典礼，并承蒙他在致辞中盛赞：佛陀纪念馆对人类文化、宗教、历史有着深远的意义，是中华之光，也是未来佛教徒的朝圣地。他的一番话，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

与蒋晓松合影

二〇一三年一月，我到海南岛弘法，蒋晓松先生告诉我，他将在博鳌设立“亚洲文化机构”，并与前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以及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国家旅游局邵琪伟局长、国台办主任王毅等人一同倡议，我乐见其成，随后也题写了一笔字“博鳌亚洲文化”祝贺。

其实，和我有过友好往来的日本朋友当然不只这几位，实在无法一一记述，仅在此一并表达我对他们的祝福。

与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夫妇

应蒋晓松先生之邀，出席于海南博鳌论坛会议中心举行的“亚洲与文化”圆桌会议（李志雄摄，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