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教育、学术交流之外，我对于日本的文化界更加重视。当初慈惠等弟子在日本留学时，也不辜负常住的期望，经常将吃饭钱省下来，把日本学界出版的名著，像日译《南传大藏经》、《国译一切经》、《望月大辞典》、《中村元全集》、《铃木大拙全集》、《佛教讲座》、各种日文版的大藏经，以及宇井伯寿、常盘大定等名学者的著作，尽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请购回来，以扩充常住的藏书。日本的书籍都装订得非常讲究，除了书以外，还会附一个书套子保护书籍；我也为未来的图书馆做好准备，将这许多得来不易的图书都收藏到橱子里。但是过了两年，再来看这些书的时候，书没了，只剩下一个空的书套子，听说是某一位徒弟私自拿走，送给了学者教授。

日本的书籍很贵，“戒严时代”也不容易进关，但是佛光山的子弟都是省吃俭用地把书买回来，后来就想到我们自己来翻印，例如宣传影印《大藏经》，当时这些书不准进台，是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请“外交部长”叶公超先生用航空运回来的。孙夫人也受我们影响，欢喜提倡佛教的文化、教育、青年，甚至她也跟我们一样，口中常常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孙太太的性格热情、开朗，只要是为了佛教，什么都愿意布施。

说到日本的教育文化，虽然过去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他们的教育、文化受中国的影响也很深，但是日本的佛教后来居上。除了宪法里规定人民要信仰三宝，佛教各宗派办的大学也不少，如临济宗的花园大学、曹洞宗的驹泽大学、真宗本愿寺派的龙谷大学、大谷派的大谷大学、真言宗的高野山大学、净土真宗的佛教大学等。尤其日本的佛教出版界鼓励研究新思想，但他们不好高骛远，所有学者都走原始佛教的路线，例如写一本佛传就有国家奖励，因此在日本，光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就有几十种，可是我们中国却一本难求。虽然古代有木刻本的《释迦如来成道记》，但是今天文化发达了，我们的佛传又在哪里呢？

我之所以对日本有这样的来往，主要是当初为了写《释迦牟尼佛传》，除了一部《大藏经》，没有其他的参考资料，顶多是藏经里的《佛所行赞》，此外就是日本武者小路的《释迦》，这本书提供给我不少的资料。所以我断断续续地学习日文，虽未成功，但是略懂方法，尤其我还翻译了一本森下大圆所著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但是印顺法师对此却深不以为然，他认为我应该从事学术性的著述，不应该去做这些信仰的东西；承蒙演培法师从旁替我说话，他认为这本书很有学术性，并不如他说的那样，由此也可见印顺法师重视学术更甚于重视信仰。

时隔多年，现在台湾的有鹿文化出版社又把这本书重新出版，名为《人海慈航：怎样知道有观世音菩萨》，我觉得在这本书里，有人间佛教奉行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所有譬喻都是人间的，把它视为人间佛教的教科书也不为过啊！所以就想到佛教里的经典，尤其像《法华经》，光看文字虽不容易理解，但是真正讲起来，都是佛法；能够从理叙事，从事入理，意义就不凡了。

此外，日本佛教办的《中外日报》，在五十多年前，每日发行量就多达数十万份，一般寺院都有订阅；各地的佛教书店、出版社，如京都的法藏馆、其中堂、平乐寺书店，东京的三喜房佛书林等，以及佛具店林立，这就是历史的生命。思想及此，对日本的佛教文化的蓬勃现象，不胜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