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一九六三年，我代表“中国佛教会”到日本访问，承蒙全日本佛教会派遣国际部长柳了坚、组织部岩本昭典先生全权负责，接待我们访问日本所有佛教皇派的大本山，让我认识了东本愿寺的大谷光畅，西本愿寺的大谷光照，高野山的高峰秀海，临济宗妙心寺的古川大航，临济宗大德寺的小田雪窗，曹洞宗总持寺的岩本俊智、金刚秀一和丹羽廉芳，以及东大寺的狭川明俊、四天王寺的出口常顺等许多管长级的佛教人士。

除了这些诸山大德之外，和我们友好的旅日华僧，就属东京的清度和神户的仁光两位法师了。清度法师是东北人，一口标准的日本话，个子很高、很庄严，一路上对我们都很照顾。仁光法师是神户关帝庙的住持，曾经送我们《铁眼大藏经》，后来也交往多年，是一位很有德的仁者。他在日本虽没有什么事业，但是人在日本，心在中国，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自由活动的时候，日本学者冢本善隆先生感念我是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出家人，特地请仁光法师陪同，我们三个人就在京都一个大饭店里，吃了一桌日本人做的中国料理，相当丰盛。在日本，冢本善隆教授是研究中国佛教的权威，也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京都千年古刹清凉寺的住持。后来我们佛光山的慈惠法师赴日留学，还曾经亲近他学习，可以说是稀有难得的因缘。

台湾光复前在台传教的东海宜诚法师访问佛光山（一九六九年）

宴会当中，他表示，非常感谢中国的大国大量，过去日本派青年学子，如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吕等遣唐使到中国留学，也有日本的出家人，如荣睿、普照到中国邀请鉴真大师赴日本弘法；乃至后来开创日本真言宗的空海、开创天台宗的最澄、开创日本曹洞宗的道元、开创日本临济宗的荣西，以及圆仁、圆珍等，他们到中国学习，都是由中国接待吃住，从未听说花费金钱。而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到日本留学，学费昂贵、住宿昂贵、饮食昂贵，真是难为了这些青年学子，深感日本佛教对不起中国佛教，愧对中国人。

我记得那一次访问日本两个礼拜，要离开的时候，全日本佛教会的岩本昭典把身上的钢笔、手表，所有口袋里的东西，通通掏出来送给我。我感受到日本人的盛情，在战后能有如此的亲切往来，是很值得怀念的事情。

一九六四年，我在高雄建设寿山寺，举行落成典礼的时候，台湾光复前驻台湾负责传教的布教师东海宜诚，也来参加我们的典礼。他以一口流利的台湾话致辞，在当时，很能引起台湾人对日本人的好感。

出任“中日佛教关系促进会”会长，率领心平、慈惠、依严诸法师一行人赴日访问（一九七四年四月七日）

后来，日本佛教界不断地组团来台湾，或观光，或有一些议员在政治上和台湾有所往来。因为日本也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据闻，过去日本圣德太子在国家的宪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要信奉三宝。基于佛教界“冤家宜解不宜结”的道理，我们也觉得有必要展开对日本的友谊，可以说早期的台湾，如果不靠日本的广告、医药、食品等，日子也不太好过。

台湾光复初期，与日本人的书信来往还不太方便，但是我在日本买的佛教书籍，都能顺利地收到。尤其是宜兰的一位信徒吴和铃居士，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喜欢阅读日文书刊，但是日本书要进口相当困难，所以都以我的名义寄来台湾，再转交给他们，他们也非常欢喜。

日本曹洞宗永平寺副贯首丹羽廉芳率团到佛光山访问（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这段期间，国民党政府注意到台湾和日本的佛教应该要有往来，所以国民党社工会萧天赞主任亲自到山上拜访我，要我代表台湾担任“中日佛教关系促进会”的会长；日本方面，则由日本曹洞宗的管长丹羽廉芳老禅师代表担任“日华佛教关系促进会”会长，我们还相约每年组团相互访问。

丹羽廉芳老禅师实在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和尚，慈眉善目，待人真诚，曾拜访过佛光山、台北别院等。记得我和他初识的时候，他还是副管长，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做到管长？”他说：“我们日本宗派里的管长，要看谁的寿命长，这是生命马拉松，看谁活得长久，最后才能上台。”后来他当上管长，我们两会还继续互有往来。

日本立正佼成会“青年之船”停靠高雄港，专程访问佛光山（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我们互相访问期间，拜访过佐藤荣作首相，也去过他家里。后来他想把房子卖给我们，不过当时我们实在买不起，只好作罢。因为佐藤首相的关系，我访问过他支持的新兴教团“立正佼成会”，认识了当时的会长庭野日敬，也是他们的创会会长。我在开山之初，庭野会长还曾经派他儿子组织的“青年之船”四百余人到佛光山访问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