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所及，我在访问日本的期中，有两件事感到遗憾。

第一件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有意将明代高僧隐元隆琦禅师在京都建设的黄檗山万福寺交还给中国；然而，当时中国陷于内战，没有人有余力来留意接收。时隔十年，我去访问的时候，日本人主持的黄檗山还是遵守当初隐元禅师的遗风：凡是挂单的人，一定要诵念中国的经文，所有生活，都还是按照中国的禅林规矩。战败后的日本复兴很快，后来要想再去接收黄檗山，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第二件事情，我在横滨曹洞宗的大本山总持寺发现，和唐代马祖道一禅师同一个时代齐名的石头希迁和尚，他肉身不坏的遗体还很完整地放在他们的仓库里。一代宗师沦落至此，我看了实在心有不忍。

隔了多年，我建议“内政部长”邱创焕先生，将台北东和禅寺（日本统治时代为日本曹洞宗之台湾分部）旁的违章建筑迁移，建立一个国际道场，再把石头希迁和尚的肉身迎回来供奉，这是我得到日本曹洞宗总持寺的负责人首肯的。可惜，邱先生认为迁移三百多户的违章建筑，又要重建大楼，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也就婉拒了我的建议。

另有一件实在不可以原谅的事情，就是“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在世界各国轮流召开会议，一九七八年的第十二届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听说日本东道主有意邀请台湾和大陆共同参加，可是他们来信征询“中国佛教会”出席的邀请函是以英文书写的，时任常务理事的有白圣法师和我，当然白圣法师不会让我参与，他自己就回答对方：“不参加。”

到了要开会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知道了，觉得失去参与国际会议的机会，是削弱台湾的地位，有所不智，就要佛教会再去争取参加。于是“中国佛教会”推举我担任团长，和圣印法师、净心法师、慈惠法师、翁茄苳居士组织了一个交流访问团到日本。

因缘很巧，主其事者正是全日本佛教会的岩本昭典，他出面接待我们。我向他提出我们要参加的愿望，他说：“报名的日期已经截止，而且是台湾的‘中国佛教会’回函说不参加的，实在很难恢复。”所幸，慈惠法师用娴熟的日文替我翻译，再加之岩本昭典和我们过去的友谊，当时大家都很年轻，彼此惺惺相惜，所以日期虽然过去了，他还是从档案柜里拿出资料，更改了我所希望的时间，于是通过了台湾的参加权。

我记得净心法师在回程旅途中，还赞美我说：“星云法师，如果由你来做‘外交部长’，那我们台湾该有多好啊！”我忽然感觉到，其实净心法师并不是不可以交往的人。回到台湾，在“中国佛教会”的会议上报告的时候，因为我在佛教会一向采取低调，原本应该由团长说明，但我还是请净心法师上台报告。没想到他在报告时，说这些都是他争取的功劳，我在一旁听了，只有不开口，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