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国出现的，之后越来越频繁，以致成了让清政府为之头疼的问题。同治九年发生的“天津教案”震惊中外。之所以发生“教案”，具体原因也说不清楚，但它是随着鸦片战争而进入我国的。当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西方侵略者就在中国开设教会、医院、教堂、教会学校等，而且随着这些西方组织大规模的建立，中西思想文化和中西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增加。随后，中国人就开始了反侵略斗争，同时在反侵略斗争的影响下，反“洋教”运动也不断兴起。教案战争不断发生，如江苏的“青浦教案”、江西的“南昌教案”、贵州的“贵阳教案”等等，但这一次发生的天津教案却比以前更严重，以致清政府不得不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出面解决此案。

天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成为了通商口岸，各国都在天津开设教堂、教会、育婴堂等。而天津人民对西方侵略者的这一做法恨之入骨。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的三十多名幼儿突然全部死亡，在运输这些儿童尸体时被当地市民发现。这让大家感到非常奇怪，认为其中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五月二十一日，群众当场抓住了一名叫武兰珍的拐骗犯。在群众的强烈质问下，他承认是他哄骗了儿童，然后迷倒之后拐卖。他说迷药是天主教民王三卖给他的。

这一下，群众自然联想到了天主教育婴堂的那些死亡的儿童，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消息在天津城传得人尽皆知了。听说的人们气得咬牙切齿，大家一起把武兰珍押到了天津知府衙门。当时的知府是张光藻，他知道和“洋教”斗争没有好下场，本不想管此事，但当时的群众气势汹汹，他不得不讯问武兰珍及证人。证人说他亲眼所见法国育婴堂抛弃了三十多名幼儿尸体，皆无内脏、眼珠。而武兰珍也交代是教民王三给他迷药让他拐出幼童送到育婴堂的，而且每拐一个幼儿王三都给他五元洋银。张光藻受压于群众的呼声，只好带犯人找洋人对证。

张光藻一行人来到法国育婴堂让他们交出王三，可是却被拒绝。次日，张光藻又带着证人押着犯人来到育婴堂，让犯人指证王三。而结果是育婴堂没有王三其人，张光藻只好给法国人赔礼道歉。

待张光藻等人讪讪离去之后，围观的群众知道是法国人藏了王三，于是他们一气之下便向教堂里乱扔石头及垃圾。法国领事馆丰大业知道后怒气冲天，他派人找到负责三口通商的官员崇厚，让他派兵前去镇压闹事的群众。而崇厚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不敢随便派兵，这时蛮横的丰大业掏枪便射向崇厚，幸好未中。

丰大业的不知天高地厚彻底激怒了在场的群众，他们蜂拥而上，打死了丰大业及多名法国传教士，同时为了解气，他们又放火烧了教堂。紧接着，这些群众又怒气冲冲地来到英国教堂和美国教堂，共打死外国人二十名。而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

此事发生之后，英、法、美等七个国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给各国一个满意的答复，还调集各国的军舰，以此来威胁清政府。不仅如此，法国驻京公使扬言要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崇厚见事已闹大，为了逃脱责任，他向清政府上报，说是地方群众无知，地方官无能。而清政府害怕各国会联合起来攻打清政府，声称一定要严惩凶手，给各国一个满意的答复。

为了平息此事，清政府派曾国藩前去天津处理此事。曾国藩自知此事影响极大，不好处理。他知道洋人是借机勒索，如果满足他们的胃口，那国人就会闹事；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胃口，洋人就会滋事，中外之间的关系就会分裂，到那时，结果会怎么，曾国藩不敢想下去。一年之前的“扬州教案”已让他大伤脑筋了，现在又来了个“天津教案”。

曾国藩本病假在家，他的家人及朋友都劝他在家休息，让朝廷另派他人，可是他却决定“立即受命”。

为防不测，曾国藩在临行前还留下了遗嘱，随后在随从的陪同下，他便带病起程了。当来到天津时，天津的官员、群众把他比做青天大老爷，相信他一定会秉公执法，为国民做主。一路上，前来拦轿的不计其数，他们围在曾国藩的身边诉说着洋教士是如何欺压百姓的、如何惨无人道地挖去幼童的心肝及眼睛的、如何丧心病狂地向国人开枪的，说得曾国藩头上直冒冷汗，一路上也明白了“天津教案”的整个过程。由于天气极热，有病在身的曾国藩是力不从心，身体虚得厉害。进城之后他谢绝了各级官府的邀请，和随从们进了文庙，因为他需要休息一下。

一会儿工夫，崇厚便来了，他向曾国藩陈述了教案发生的情况，但他所说的和百姓说的却不一样，他把全部责任都推在了百姓及当地官员身上。

曾国藩为了进一步证实事情的真相，他派人去育婴堂调查情况，并再次审讯了武兰珍，叫来了目击证人。

经过一番调查他了解到，育婴堂的幼童不是被拐卖来的，他们都是流浪儿童，在这里他们有饭吃，有衣穿，还学习识字。对于证人所说的开胸破肚，那是因为他们生病，医生进行抢救，但最终还是没救过来。此时的武兰珍所说的话和以前不一样，他说自己是以拐骗为生，和育婴堂没有关系，先前说的卖给育婴堂也是想借教堂之手逃脱惩罚。这次反洋运动的主要力量是“水火会”，在他们的牵头带领下，气愤的百姓也参与了进来。

案子是清楚了，可是如何处理成了曾国藩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洋人不能得罪，国人也不好对付。前思后想，曾国藩也想不出一个完美计策，看来这一次想做民族英雄是不可能的了，恐怕要背个汉奸卖国贼的称号、被千夫所指、被国人所唾骂了。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担忧是正确的。在接下来处理“天津教案”的事情上，他为了保住天津不被洋人所踏平，答应了洋人所提出的条件：严惩当地官员、赔偿所有损失五十万两，但几天之后，洋人又提出对凶手必须就地正法，特别是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总兵陈国瑞——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是暴乱之首，要处以死刑。对于这些曾国藩难以接受，这显然是洋人的无理取闹。在“天津教案”一事上，天津地方官本无什么过错，更何况总兵陈国瑞并未参加行动。于是，曾国藩拒绝了这些内容。

但最后迫于压力，一时计策全失的曾国藩听取了崇厚的建议——把张光藻和刘杰交给刑部处理。而洋人也同意该法。接下来便是严惩凶手，洋人提出的是一命抵一命，而“天津教案”死亡的洋人是二十名，即洋人要求曾国藩也要杀二十名凶手。但凶手早已逃之夭夭了，虽然曾国藩先后抓捕了八十人，但其中真正参加行动的也只有几个人。于是，为了凑齐二十人，曾国藩下令严加搜捕。而此时普法战争爆发，法国也没有时间顾及处理此案。这时的国人看到形势发生了转变，便纷纷坚强起来，要求趁此时机，把法国人及其他洋人赶出清朝。清政府看到国民反洋声音如此洪亮，也下令淮军至天津壮国威，但曾国藩却认为以当前之力不能抗洋，只能委曲求全以保大清。而正是由于此次曾国藩的委曲求全，才让他名誉全毁的。